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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辽史》、《金史》同期修纂,为何《金史》最为后世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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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也称托克托)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但超过了《宋史》、《辽史》,还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
            修《金史》“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还有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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