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也称托克托）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但超过了《宋史》、《辽史》，还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
            修《金史》“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还有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