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共计3000余卷，包括：

• 《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王洙等修纂）150卷、
• 《元丰增修五朝会要》（王珪、李德刍等修纂）300卷、
• 《政和重修会要》（王觌、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
• 《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
• 《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等编类）200卷、
• 《淳熙会要》（施师点、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368卷、
• 《嘉泰孝宗会要》（杨济、钟必万总修）200卷、
• 《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100卷、
• 《今上皇帝（宁宗）会要》（陈自强、史弥远分三次奏进）325卷、
• 《淳祐宁宗会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
• 《嘉定国朝会要》（张从祖类辑）588卷。
• 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国朝会要总类》（即《十三朝会要》）588卷。
• 《宋史·度宗纪》载，曾奉安有《理宗会要》，今《宋会要辑稿》中未见。上述这些会要，除《国朝会要总类》曾刊行于蜀中外，其余均无刊本，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

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

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著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
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
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

明初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

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经过多次整校形成了现在看到《宋会要辑稿》。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