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录》是明代薛应旂编纂的一部记载本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颇高。在体例上，此书恰当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编纂优点，克服编年体之不足，充分保证全书结构的合理、完备。

      薛应旂（约 1499—1574），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十四年（1535 年）进士，历任浙江慈溪县知县、江西九江府儒学教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郎中等。二十四年（1545 年），因得罪首辅严嵩，被贬为建昌通判。严嵩失势，才得以辗转升迁。未几，致仕归故，覃思著述。作为明代重要的史学家，薛应旂一生著有《浙江通志》、《甲子会记》、《宋元资治通鉴》、《考亭渊源录》、《宪章录》、《隐逸传》、《高士传》、《薛方山纪述》、《四书人物考》、《方山先生文录》、《方山薛先生全集》等，可谓宏富。其中《宪章录》是薛应旂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部当代史著。

     《宪章录》凡四十七卷，属编年体史书。作为明代当代史较早的一部著作，《宪章录》自万历元年（1573 年）成书，二年付梓刊刻后，即为世人所重。谈迁撰《国榷》，采诸家之书百余种，其中有许多史实源自《宪章录》。至清，论者对《宪章录》多持贬低态度。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宪章录》“可谓遗秽青史”。乾隆间，四库馆臣更认为此书“摘杂书，颇失甄别”；而且，由于书中载有女直等事而大加禁毁，致使《宪章录》长期湮没不彰，流传较少，至今学界对该书的价值尚未给予足够重视。

      《宪章录》基本体例为编年体无可争议。全书以时间顺序，把明代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统一在年、月、日的记载当中，清晰了然。然而，编年体史书自《春秋》以来，到明代已趋于高度完善，表现在《宪章录》一书，就是它在编年体中融入了其他体例的某些特征。

其一，《宪章录》汲取了纪传体的编纂特点。纪传体史书的产生虽晚于编年体史书，但自其产生之初就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并对其他体裁的史书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之一就是编年体史书汲取了它的某些特征，这种现象在明代史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就《宪章录》而言，其中出现的一系列人物传记，就是受到了纪传体中“列传”的影响。据笔者统计，《宪章录》中记载人物传记约三百四十余个，如《宪章录》卷四关于明初刘基的记载，用近 500 字，刘基的主要事迹大体可见，写法与纪传体中的列传亦并无二致。

其二，《宪章录》结合了纪事本末体的编纂特点。《宪章录》在按照编年顺序编排史实时，也恰当应用纪事本末体的编纂特点叙述史实。

      《宪章录》基本体例虽属编年体，但已有所变通，自觉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裁的优点，克服编年体的不足，充分保证了《宪章录》结构的合理、完整，内容的详略得当。《宪章录》在体例上的这种变通无疑是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这一点实际也是明代史书体例趋于完善，并走向“综合化”的充分体现。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有明一代，史学发展相对迟缓，甚至有“有明一代无史学的”论断。其理由大体有二：一是私家学史虽在明代后期一度勃兴，涌现出一大批史学著述，但史学价值总体不高，影响不大；二是在专制文化高度强化的背景之下，官方史学近于式微，没有形成诸如《资治通鉴》之类的经典之作。这种观点俨若定论，至今仍普遍流行。除了与明代史学本身发展程度有关而外，更与史学界对明代史学的关注较少，尤其对明代官方史学了解不多休戚相关。一个鲜明的例证就是：在明代各类文献中，对于官修文献的记载，或失于简略，或失于分散，致使学界对明代官方史学之梗概较为模糊，所以也就谈不上研究了。所幸的是，《宪章录》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记载了大量的官修文献，书中以时间顺序，对此类文献的编纂原因、经过等具体细节都有详实记载，史料价值颇高。

       概言之，《宪章录》“按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由薛应旂对史实的认识和评价，对研究诠释其历史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由薛应旂推之其同时代人，折射出他所处时代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例如对宦官、边备等问题的关注。

当然，由于成书仓促，加及其他原因，《宪章录》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诸如史实偶有错讹，引文多未注明出处，部分记载失之简单等，但瑕不掩瑜，它所具有的重要史学价值仍不可否定。此书虽经近人吴丰培的整理，但为线装本，流传不广；通行本仍是《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其中讹脱模糊之处甚多，阅读利用颇为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