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过去被叫作“读书人”。他们起码要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基本知识，也要明白“要往哪里去”的目标。古籍经典里有什么，其中浓缩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华，通过阅读古籍经典就是要解决大学生（不论文理科）的这些疑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现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到处都是“戏说”，许多年轻人以为那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就是那样走过来的。

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鼓励“经典阅读”？“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几部经典，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文学经典而言，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等等，都是进入国民基础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为他们民族年轻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具体到我们中国大学甚至中学至少应该开设四门基本经典的选修课：《论语》、《庄子》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选读，鲁迅作品选读。——当然，究竟哪些是我们 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样的经典阅读，实在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在当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经典阅读，还有某种迫切性。青少年时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都不是小问题。现在我们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首先是不读书：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除了课本和应考复习资料以外，没有时间、精力，也无兴趣 读其他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家长也不鼓励读；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们并不反对古装影视作品和网络作品，毕竟它们提供了阅读新的形式和内容，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其明显的愉悦性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至少削弱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作品代替经典传统文字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

让文字阅读，特别使古籍经典阅读成为年青人的生活乐趣，这点非常重要。通过文字阅读，形成不同个体在各自头脑中的不同形象或影像，这大大丰富了人类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的转换能力和差异性思辨能力。这远比电视和手机强制推送给读者的视频影像要有益有趣的多。

近年来，各种媒体经常讨论到一个或许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价值理想重建，信仰重建”的问题。很多青少年都为自己信仰的缺失， 生活失去目标，人生动力不足而感到困惑。其实用鲁迅的话作回答：不要去找什么“导师”，要自己“联合起来”，寻找自己的路”。首先是信仰、价值理想，都不是凭空建立起来，而是要有丰厚的文化基础。这就要趁年轻，在校学习时间充分，精神集中，大量读书，特别是古今中外的经典， 以吸取最广泛的精神资源，吸收得愈多愈广，精神底气愈足，就愈能在独立的选择、消化、融会、创造中建立起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此外就是为自己确立基本的人生理想、目标，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阅读经典，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是要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经典的选择与阅读，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仅要读古代经典，还要读当代经典；不仅要读中国经典，而且要读外国经典；不仅要读西方经典，还要读东方国家的经典；不仅要读文学经典，还要读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经典等等，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吊死在一棵树上。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 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要为读经典而读经典，目的是要促进自己的精神成长，我们是为了“树人”而阅读经典。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系统涵盖了中华民族自文明初启直至清末全部的精华内容，图书馆拥有了这些全文数字化精选珍本古籍，可以为师生们提供最便捷的阅读方法和手段。我们可能无法通读每篇文章，但选读部分感兴趣的也会受益匪浅。
按照古籍分类《书同文古籍数据库》大致涵盖如下内容：

• 经部：儒家经典著作及古人相关的注疏论说。
• 史部：上至盘古开天，下至清帝逊位全面讲述中华民族一路走过了历程的史书，地理方志游记、河渠水利、人物纪传、历代朝政方略等。
• 子部：历代诸子百家著作文集（农家、医家、兵家、法家、佛家、道家、术数等）。
• 集部：历朝历代文学作品全集总汇，荟聚历代名家著作如浩瀚天空中的满天繁星，熠熠生辉光照千秋。
• 明清档案：明清官方历史档案是第一史料来源，如：历代实录、起居注、会典、奏折、上谕等真实记载了明清各个时期史实，对于深入了解当时的所发生的事件，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具有无可替代的佐证依据。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作为数字化产品是按专题系列划分的：

• 古籍丛书经典系列
• 中医中药古籍系列
• 明清编年史系列
• 明清史料系列
• 明清朝政通志系列
• 金石器物石刻书画系列
• 地理方志系列
• 民国文献

雍正皇帝是个颇具矛盾性格的人，自打他坐上龙椅那天起，在位十三年里就没消停过。一方面埋头当工作狂，加班加点地批折子“朕知道了”；另一方面抽空还在园子里穿各色奇装异服玩自拍，还专注于炼丹药，差点成了“化学家”。

其实他内心对汉人，特别是读书人心里总是感到膈应，总觉得他们在嘀嘀咕咕说他坏话，说满人的坏话。上述行为不妨当作是一种心理排遣吧。于是乎，他披肝沥胆掏心掏肺地写了一部奇书叫《大义觉迷录》，要跟这帮汉人摆事实讲道理。

书里主要意思就是“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第二点就是论证了满清的正统性，提出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宣称满清政权是上天赋予的，不应该以“华夷之辨”来否定：“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书写完后，雍正皇帝明令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简直就是那会儿的“红宝书”。

要说这雍正帝气性也大了点，丹药吃得猛了点，正值壮年就驾崩了。

别看刚刚即位的乾隆皇上虽然年轻，可看穿江湖的眼力比他老爸毒得多。登基不久立马下诏禁毁《大义觉迷录》，已颁行者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罪之。从此《大义觉迷录》在其后一个多世纪中成为禁书，极少流传。这里的道道是什么？

这世上有些事儿不说比说要高明得多；少说比多说要保险得多；只做不说就更nice了。

《救荒本草》是我国明代早期（公元十五世纪初叶）的一部植物图谱，它描述植物形态，展示了我国当时经济植物分类的概况。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救荒为宗旨的农学、植物学专著书·中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加工炮制等方面也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我国植物学、农学、医药学等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救荒本草》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刊刻于开封，明代朱橚（1360-1425）编写。朱橚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死后谥定，所以《明史·艺文志》对这部书题"周定王撰"。《救荒本草》是一部专讲地方性植物并结合食用方面以救荒为主的植物志。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414种，每种都配有精美的木刻插图。其中出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从分类上分为：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按部编目。
同时又按可食部位在各部之下进一步分为叶可食、根可食、实可食等，计有：叶可食237种、实可食61种、叶及实皆可食43种；根可食28种、根叶可食16种、根及实皆可食五种、根笋可食三种、根及花可食二种，花可食五种、花叶可食五种、花叶及实皆可食二种、叶皮及实皆可食二种；茎可食三种、笋可食一种、笋及实皆可食一种。其中草本野生谷物，归入种实可食部的稗子、雀麦、薏苡〔yiyi义以〕仁、莠草子、野黍、燕麦等都是禾本科植物；米谷部的野豌豆、山扁豆、胡豆、蚕豆、山绿豆都是豆科植物。同类排在一起，既方便于识别，也反映了它们之间有相近的亲缘关系。

《救荒本草》新增的植物，除开封本地的食用植物外，还有接近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太行山、嵩山的辉县、新郑、中牟、密县等地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除米谷、豆类、瓜果、蔬菜等供日常食用的以外，还记载了一些须经过加工处理才能食用的有毒植物，以便荒年时借以充饥。作者对采集的许多植物不但绘了图，而且描述了形态、生长环境，以及加工处理烹调方法等。李濂在《〈救荒本草〉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

朱橚撰《救荒本草》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先在园里进行种植，仔细观察，取得可靠资料。因此，这部书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

    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涵盖了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全部内容。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刊行的两部古典文献大丛书。因此，许多的图书馆里都备有这两部书。但由于卷次浩繁，借阅、查阅都非常不易。有了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后，这些困扰都将不成为问题了。那么这两部丛书究竟异性何在，下面我们就粗浅地予以解读。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２０年开始印售的。四部，指旧目录学中四部分类法的“经、史、子、集”四部。编印之始，有用文言写的《印行四部丛刊启》，谈了这部书的“七善”（七种好处）。大意如下：

     一是，印的都是“四部”中常见常用的。

     二是，保存古书原本，不加剪裁。

     三是，用善本作底本。

     四是，善本聚在一起。

     五是，用石印法影印，缩小开本，册虽小而字体却不算太小，既便于庋藏又保存中国古书字大悦目的优点。

     六是，版型纸色画一，便于插架。

    七是，价廉，分期出，分期交款，有预约。

    第七点讲的是出版发行的事，其余六点，其实可以括成两个方面。一是讲的是有关内容的问题；其余讲的都是用石印法缩小尺寸影印一大批善本古书的问题。可见，印《丛刊》的指导思想有二：印四部常见常用书，影印善本。

    影印古书这并非新发明。中国的古书原来都是用木版刻印的。所谓影印，原来指把原书（不管是写本还是刻本）用纸照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复刻在新的木版上。刻得好的，几可乱真。

    大规模用石印法影印古书，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包括《丛刊》在内的商务影印古书，都是由张菊生（元济）先生主持的。张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有对古书善本的爱好，所以，在印《丛刊》时，虽然有两项方针，可常把着眼点放在影印善本上面。

      《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初编》）自１９１９年创议开编，１９２２年完成。其中包括影印的古书三百二十三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原列入，后单行），计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分订三十二开本线装两千一百册。在我国影印古书史上，这样快的速度实属空前。也是我们当代出版者至今还瞠乎其后的。１９２６年，商务重印《初编》，至１９２９年完成。这次再版，进一步贯彻了重视善本的原则，抽换了二十一种版本，给许多书加了校勘记。还是三百二十三部，可是增加到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种无卷数），两千一百一十二册。现在讲的《初编》，一般以再版本为准。１９３６年又出了一种１６开报纸印上下两叶的洋装大本，便于插架，又省地方，一般图书馆爱买来作开架阅览，供查阅用。

     《初编》所收书，大致都是学习古典文献的常见常用书，可是，着重版本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当时多数善本还归私有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作了极大的努力，四出借照。《丛刊》影印的第一流善本相当多。例如经部的《孟子》赵岐注，用原藏清内府的宋刊大字本；史部的《资治通鉴》，用涵芬楼藏宋刊本；子部的《列子》张湛注，用的是南宋初年杭州刻宋元递修本，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书目》著录，当时在铁琴铜剑楼，号称北宋刊本，虽然不确，却极为名贵；集部的如群碧楼所藏宋书棚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是群碧楼镇库之宝，群碧楼即由前两书取名。像这些第一流的版本，《丛刊》中屡见。有的现在看来不是最好的版本，但也属于当时能得到的第一流版本了。例如《白氏文集》，当时编者没有见到宋绍兴本，可不取明兰雪堂铜活字本和郭武定本，而毅然采用日本那波道圆木活字本，确有卓见。这个本子出于朝鲜木刻整版本，木刻整版本又出于朝鲜铜活字本，分四个单元，比较接近白集的原始面貌，和绍兴本的诗文分编大不相同，后来虽然影印了绍兴本，可《丛刊》这个本子还是不能轻视的，它更接近元、白二氏原编祖本。可惜未能影印朝鲜铜活字本，是个遗憾。当然，也有因片面追求稀见版本而产生问题的。例如，《花间集》现在能见到的两个宋本当时都在私人秘藏中，《丛刊》无法影印。此外最好的刻本要推明陆元大本；因为陆本传世较多，所以，《丛刊》舍陆本而用明万历玄览斋刊本。这个本子出于陆本而讹错多，又改动卷数，是不足取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常用书，当时旧书肆常见，所以《丛刊》不收，而收少见的《唐诗纪事》和《诗话总龟》。总之，从优缺点两方面看，都可看出《丛刊》重稀见善本的特色。

      这种特色在《丛刊》的《续编》和《三编》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续编》刊行于１９３４年，八十一种，五百册。《三编》刊行于１９３５年，七十三种，五百册。在这两套书里，只重善本，至于是否常见常用书，有时也就顾不得了。不过，经《续编》《三编》这么一发挥，倒真影印了许多稀见善本。大部头的如《三编》中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初编》原说部头太大不印的，《三编》还是看在远从日本搞来的宋版胶片来之不易，一横心，印了。《续编》中的《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据进呈钞本影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手稿本影印。也是一时盛事。再如部头小的，如宋张师正《括异志》，一向只靠影宋明钞本传其一脉，要没有《续编》影印，这部书的十卷全本，现在就只能上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去找。

    民国之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竞争的老对手。他们在教科书方面的激烈斗争，是尽人皆知的出版史实。此外，往往商务有什么，中华就搞什么：商务有《东方杂志》，中华就出《大中华杂志》；有了商务函授学社，接着就有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等等。商务出了《丛刊》，中华当然得出一部与其相抗衡的大型丛书，这就是《四部备要》。中华在善本藏书方面没有涵芬楼等凭借，《丛刊》珠玉在前，当时善本已被它网罗殆尽，因此，只能另辟溪径。他们看出《丛刊》只重版本不切实用的弱点，又仗着自己手中有一套从杭州丁氏那里买来的聚珍仿宋版铅字，于是，在１９２４年就开始分集地出《四部备要》了。《四部备要》（以下简称《备要》）自１９２４—１９３１年共出五集，收书三百三十六种，一万一千三百零五卷，线装分订二千五百册。１９３５年，又印行洋装十六开点句本。１９３６年再版并出缩印本，内容与初版相同。

    《备要》全部用精美的仿宋体铅字按旧线装书格式排印。在当时的活字铅印书中，是非常精美的。所收各书，以常见常用带注为主。阅读古典文献的人，如果不讲究版本，《备要》就比《丛刊》得用。例如《备要》的经部有三套书，十三经古注算一套，唐宋注疏又是一套，清代注疏又是一套。读经的基本资料就全了。史部除配套的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等外，表谱考证也有不少。这是《丛刊》所忽略的。集部采用了许多清代名注，例如，《王右丞集》用赵殿成注，《李长吉歌诗》附《外集》用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也用王琦注。这些虽是当时容易得到的书，可是《备要》收了，就比《丛刊》所收无注的《王右丞集》和杨、萧注的《李太白诗集》（《丛刊》用的郭云鹏本，还是个删节得很差的简本），还有前面提过的不带注也无外集的《李贺歌诗编》要切合实用多了。《备要》也很注意词曲，所收比《丛刊》多，且有系统。拿词集来说，《花间》、《草堂》、《绝妙好词》、《词选》、《续词选》、正续四种《词综》、《宋六十名家词》、《十五家词》、《白香词谱笺》、《词源》、《词律》、《词林韵释》，形成有系统的一套，足以应付一般读词需要。

    是不是《备要》在实用方面都比《丛刊》强呢？也不一定。今天看来，《丛刊》是中国近现代一部最大的影印古典文献丛书。《备要》则是一部较全的排印常用古典文献书籍的丛书。它们各有特色，可以互为补充，但不能彼此取代。如果认为，有了《丛刊》就可以不用《备要》，或者反之，那都是片面的。前面已经说过，《丛刊》的实用性不如《备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问题却需要从另一角度辩证地来看了。《丛刊》影印了许多古书，其中很值得印的起码占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影印，能选择的最佳底本，恐怕也就是《丛刊》所选的某些本子了。所以，对搞古典文献的人说，《丛刊》将要显得越来越有用。《备要》不如《丛刊》的版本价值大；后来的洋装本虽然点了句，也是旧式句读。中华和商务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种种不利条件下，用较快的速度出版整套的在当时算是价廉物美的大丛书，津逮学人数十年，爰及今日，微波尚传。这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是今人颇为值得学习借鉴的。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道光十二年(1832)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文史通义》还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78 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南宋汉族诗话集。胡仔编撰，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共一百卷，五十余万字。前集六十卷成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四十卷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四库总目提要》称此书继阮阅《诗话总龟》（以后简称《总龟》）而作，“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所言大致不差。

       胡仔（生卒年不详），字元任，号苕溪渔隐，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父胡舜陟著有《三山老人语录》，《苕溪渔隐丛话》多加称引。胡仔以父荫入仕，曾任常州晋陵知县。约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胡仔退隐吴兴苕溪；后复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官闽中漕幕，乾道初再次归隐苕溪。胡仔一生蹭蹬仕途，著书自娱，以终天年。

        《淮海集》是文学家秦观的诗文别集。现在所保存的宋本，最早、最完整的是南宋乾道年间高邮军所刻的《淮海集》四十卷、《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共四十九卷。此本有乾道九年癸巳（1173）林机所作《淮海居士文订后序》，称此书系王定国任高邮军的长官时，据当地原藏《淮海文集》“搜访遗逸，咀华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编。总七百二十篇，为四十九卷，板置郡库。”秦观的散文确实具有很高的成就，在北宋文坛上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他三十岁时，与苏轼结交。苏轼对其诗文十分赞赏，并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十分喜爱。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授蔡州教授。元祐三年（1088），以苏轼之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科，向皇帝进献策论三十篇。后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元年（1094），复行新法，贬斥旧党，秦观也被作为党人调任杭州通判。尚未抵任，又以“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贬监处州酒税。罢职，郴徙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对旧党一度采取宽大态度。秦观于此年北返，至藤州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但徽宗不久又严厉打击旧党，秦观文集亦于崇宁二年（1130）被禁。

       元丰八年所编的《淮海闲居集》，只有秦观自己的诗一百十二篇，文四十九篇；乾道年间重编时，若仅以此本为基础，恐不能突然增加至七百二十篇。所以，四十卷本的《淮海集》大概在乾道以前已经编成，王定国等人只是对它的加以校阅，并增加了《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而已。宋徽宋时所禁之秦观文集，可能就是这部四十卷本的《淮海集》。

     《剑南诗稿》是陆游诗词全集，共八十五卷，收录诗词九千三百四四首，他生当金兵入侵之时，中年到过南郑前线,抗金与收复失地是他诗歌中的主旋律。为纪念在川、陕的军旅生活，他把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陆游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其中《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世人传育的佳作。他的诗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陆游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兼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意境高远、气魄宏大；色彩瑰丽，姿态万千。后世许多爱国进步之士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

陆游生活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蒙受苦难与耻辱的时代，也是一个爱国精神高涨的时代。爱国精神贯穿陆游的一生，反映在他平时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成为《剑南诗稿》的重大主题和题材。爱国精神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如此全面、广阔、强烈、深刻，这是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可企及的。他那些具有“拥马横戈”、“气吞残虏”英雄气概的作品，更是独开生面。陆游诗歌爱国精神也表现在他的山水诗中。他笔挟山水，驱驾风雷，唱出了当时抗战救国的最强音。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著者是我国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爱国者黄宗羲。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即是学者传记，语录即是收录该派名言至理并附有评论。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计62卷。广采明代诸儒文集、语录，根据各家宗旨，分宗立派，著成此书。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

后记：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后开始整理《宋元学案》，然仅成17卷并序而卒，其子黄百家续作，又成8卷，后由弟子全祖望、杨开沅、顾諟等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补述，全祖望于逝世前一年完成，未刊刻而卒，后底稿归勤县卢氏抱经堂的门人卢镐（月船）保管，残本归宿愿蒋氏。宗羲六世孙黄征乂、七世孙黄直垕又补充为86卷，道光年间流入浙江学政陈少宗手。光绪五年（1879年）张汝霖再次主导，翻刻于长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学案》，从草创到成书、刊印、通行，前后历经200余年。
《宋元学案》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参考书，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收录范围广，着作选录多，史料考证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宗派门户之见，注意到各家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