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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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代书法、绘画理论著作。董其昌著。是明末清初画家杨补辑录董其昌未收入《容台集》的零篇散帙而成书 。卷一包括论用笔 、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等节;卷二包括画诀、画源、题自画、评古画等节。该书论书主张巧用笔墨,强调结字,临帖重在领会其精神,提倡“以意背临”;论画以南北宗论为中心,提倡文人画,贬抑“行家画”。对于绘画的发展,推崇自唐而宋由“工”变“ 畅 ”,批评由宋入元某些画家的由“畅”而“佻”。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生 、秀、真为艺术境界之极诣。
《画禅室随笔》共分十五门:论用笔、评书法、跋自书、评古帖、画诀、画源、题自画、评旧画、评诗、评文、纪事、纪游、杂言、楚中随笔、禅说。其言书画之旨,皆深造微妙,其要领归纳为“运笔”和“用墨”。各论之中,融会长期实践经验之所得,其以书迹神妙于法度之中,而法者流通于书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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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震亨撰。震亨字启美,长洲人(一说江苏苏州人)。徵明之曾孙。崇祯中官武英殿中书舍人,以善琴供奉。他作为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的曾孙,天启间选为贡生,任中书舍人,书画咸有家风。平时游园、咏园、画园,也在居家自造园林。
《长物志》一书完成于崇祯七年,全书十二卷,直接有关园艺的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五志,另外七志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香茗亦与园林有间接的关系。相比于《园冶》,《长物志》更多地注重于对园林的玩赏,与《园冶》更多地注重于园林的技术性问题正可互为补充。此外,《园冶》因为是立足于江南的造园实践,而江南花卉繁茂,水源充沛,所以计成对此措意不多;《长物志》则主要是针对北方的造园实践,而北方草木珍稀,水源犹缺,所以,文震亨对此的重视尤见匠心。 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
其曰长物,盖取《世说》中王恭语也。 长物,本乃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则凡闲适玩好之事,自古就有雅俗之分,长物者,文公谓之“入品”,实乃雅人之致。凡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具,大致远以赵希鹄《洞天清录》为渊源,近以屠隆《考盘馀事》为参佐。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夸,所谓清供者是也。然矫言雅尚,反增俗态者有焉。惟震亨世以书画擅名,耳濡目染,与众本殊,故所言收藏赏鉴诸法,亦具有条理。所谓王谢家儿,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欤。且震亨捐生殉国,节概炳然,其所手编,当以人重,尤不可使之泯没。故特录存之,备杂家之一种焉。

卷一 室庐、
卷二 花木、
卷三 水石、
卷四 禽鱼、
卷五 书画、
卷六 几榻、
卷七 器具、
卷八 衣饰、
卷九 舟车、
卷十 位置、
卷十一 蔬果、
卷十二 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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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南宋著名史学家王明清的一部史料性质笔记著作。其父善治史,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凡分四帙,为前录、后录及余话,共二十卷。多记两宋之际的史实掌故,兼及诗文碑铭,涉及到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本书存当代史事旧闻,主要记载了宋代朝野各方面的情况,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展卷之下,古意盎然,令人不忍释卷,无论在文献学史上,还是印刷史上都是极富盛名的佳作。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四部丛刊》本所收为影印汲古阁宋钞本。明汲古阁精刻本,版刻精良,品相极佳,字口清晰自然,印工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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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我国最早的起居注是汉朝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实际在皇帝日常活动的流水帐。起居注多为中国宫廷内部自行编撰,并未设有专职与专人来负责编撰。 直到晋朝时,开始设立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员来编写起居注,其后一直到清朝,各朝代都曾有起居注的撰写。
起居注是历代王朝修实录和正史的重要依据,因其是皇帝言行的原始记录,较实录更有原始真实可信度。实录较起居注为扼要,起居注较实录为详备,二者各有所长,互有参阅意义。然实录为求简之故,难免笔削失当,简而不精。起居注还记录当朝政务活动、财政经济、政治制度、国典朝章、官吏任免、军事活动、重大事件、民族关系等等,记事不厌其详。前朝正史修成,起居注、实录便往往被付之一炬,不留片字。所以清朝以前的起居注,大部份均已不存,唯一较完整保存的是唐朝初年,由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明太祖起初,设起居注官,自其后更易多主,未予恢复。至神宗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据翰林院编修张位奏请,议定复设记注之职。令日讲官日轮一员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庭政事,见於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学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篡,事分六曹,人管一部。每值常朝午朝,均由值日讲官及史官侍班,记注言动。恢复记注虽在万历三年,其二年以前上迄神宗践阼,起居事迹,仍悉数追录,用意良周。张居正死后,此制度未废,记注相承沿袭直至明末。惜存者仅万历一朝,即便如此,张居正之功德也无人可及。
清代沿袭明代旧制,历朝均有详尽起居注记载,且基本都完整地幸存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文献之大幸。亦如清宫旧档,清代起居注均深藏大内高墙之内,除帝王和少数史官偶有翻阅外,外人绝无阅览的机会。民国后及至现代,清帝起居注又分藏于两岸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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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陆容的代表作,共十五卷。 本书是关于明代朝野掌故的史料笔记,多有可与正史相参证并补史文之阙者。 书中还有众多的有关作者故里太仓的人事、方言和风俗的记载和考辨。还可以读到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以及明代浙江的银课数量、盐运情况等。
对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而且较少抄袭旧文,论史事、叙掌故、谈韵书、说文字, 书中记载皆大多为自己的见解,被他同时代的王鏊称为明朝记事书第一。其中所记的明代典制、故事,多为《明史》所未详,卷四如谈将军之名号,其中有亲王子孙应授官职之名,各边挂印总兵官之名号等非熟悉官制者不能言;卷五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之致,卷九记成化以前巡抚、总督设置均可以补正史职官制之阙。书中最为宝贵的还记载了许多明中叶手工业生产和民情风俗等方面材料,如卷十四记勘察五金矿苗和提炼银、铜的方法以及刘田之制青花瓷,龙泉制烧瓷的原料韶粉的情况,卷十三记衢州造纸的方法,皆具体而细致。卷七记“掉包儿”、“拿殃儿”俗语的来历:“京师有妇女嫁外地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老换之,名为‘掉包儿‘。有过门信宿,盗其所有者逃去,名曰‘拿殃儿’”。又记吴中风俗中的忌讳:船家忌讳“住”和“翻”,因而称“箸”为“筷子”,称“帆布”为“抹布”;民间忌讳“离”,因而称“梨子”为“圆果”;忌讳“散”,因而称“伞”为“竖笠”;忌讳说“恼躁”,因而称“谢灶”为“谢欢喜”,对研究明俗,词语的变迁皆有一定的价值。
明代为野史笔记的繁盛时期,上承唐宋,下启清代,其特点是不仅数目繁多,而且记载了大量的历史琐闻、朝政兴废,民情风俗等。因此要研究明代的社会风貌,人们不能不重视该时期的野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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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大利传教士 艾儒略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根据庞迪我和熊三拔所著的底本编译而成。
艾儒略(1582—1649)是继利玛窦之后,在中国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版世界地理专著,进一步普及和加深了中国人对地球的认识。艾儒略说:“偶从蠹简得睹(庞氏)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篇,名曰《职方外纪》。”该书天启3年(1623)写成,《明史·艺文志》地理类书目中,列入欧洲人专著仅见两种,一是艾儒略《职方外纪》五卷,二是庞迪我《海外舆图说》二卷,但后者可能已佚失,利玛窦《万国图志》则未见列入,表明艾儒略的著作,在明末清初地理著作中不仅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弥足珍贵。
《职方外纪》共五卷:
职方外纪卷之一: 亚细亚总说,包括亚洲、南洋和地中海各岛。
职方外纪卷之二: 欧罗巴总说 (欧洲)
职方外纪卷之三: 利未亚总说 (北非洲)
职方外纪卷之四: 阿墨利加总说 (美洲)
职方外纪卷之五: 四海总说

《职方外纪》附有七幅地图:
万国全图
北舆全图
南舆全图
亚细亚图
欧罗巴图
利未亚图
南北阿墨利加图
艾儒略《职方外纪》与利玛窦《坤舆万国图志》对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外纪》不仅附有世界(万国)地图,而且各大洲也附有洲图。世界地图分为东、西两半球,大致以亚洲与北美洲连结部位的亚泥俺(白令)海峡为界,经线的弧形,东半幅向东凸,西半幅向西凸。五大洲展布形态已与现代世界地图类似,图中山脉、河流、国家等名称沿走向标出。世界全图与各洲图都采用了经纬网,图上国家、岛屿、山脉、河流、海洋名称也在利氏基础上重新作了修订和校对,许多名称与现代相同和接近,只是各国间难以绘出国界。二是《坤舆万国图志》中的“志”,即文字说明因填在世界挂图的空白处,空间有限而内容必受限制。《外纪》五大洲及海洋不仅有总说,而且有各论,对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入的国家略而不述,总共简要介绍了全球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42个、岛国(屿)21个及海洋名称27个,对迄今了解370年前世界有关国家与地区的人文地理概况,是极其珍贵的文献。
亚细亚洲(亚洲):《外纪》中亚洲西起那多里亚(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东止亚尼俺(白令)海峡,横跨经度网为13格(10度为一格),现代地图为16格半,东西距离与现代地图实际短了3格半。从纬度看,南起瓜哇(今爪哇),北至冰海,纵跨纬度网为8格(10度为一格),南北间距与现今相近。由此可见,当时欧洲与中国经纬度测量水平大致接近,即经度测量误差较大,纬度(北极出地)测量误差较小。总说指出亚洲“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各论介绍大陆国家8个,岛国9个。亚洲图上关于中国大陆,用城垛花纹绘出万里长城走向,地名有北京、辽东、山东、山西、河套、陕西、黄河、星宿海、土番(即西藏)、昆仑、云南、贵州、四川、河南、洞庭、鄱阳、江西、南京、庚岭、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海洋中绘出台湾、海南等岛屿,并标出大明海范围,渤海湾形状与现今相似,能掌握这样多的资料,表明艾氏很可能利用了我国地理制图的成果。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吕宋等岛屿走向及印度半岛呈三角形也与现代地图类似。当然也有诸多误差,如朝鲜半岛应为北西向,而《外纪》绘成南北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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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论述文物概述、名玩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书,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曹昭撰。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
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五论。

该书本分门别类介绍鉴赏古物,故全书共三卷十三论。每门又各分子目。多者三四十条,少者亦五六条。即每论又分为若干纲目。如古琴论又细分为伪断纹琴、唐宋琴、断纹琴等。编写方法为记事兼论述,鉴赏、考证亦堪精详。

《格古要论》的分类框架是在宋代以来古物的分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也承袭了宋代一些关于古物著录的书籍。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南宋鸽撰《洞天清录》,该书内容分为古琴辨、古砚辨、古钟鼎彝器辨、怪石辨、研屏辨、笔格辨、水滴翰墨真迹辨、古今石刻辨、古今纸花印色辨、古画辨,其中相关部分也有一些条目相同或相似,琴辨中的断纹、伪断纹、古琴样制、古琴阴阳材、古琴色、纯阳琴,与《格古要论·古琴论》中的断伪断纹、古琴样、古琴阴阳材、古琴色、纯阳琴是一致的,受其影响可见一斑,但其内容则体现了个人的认识和见闻,记述差异较大。
四库提要论及《格古要论》评价道:“其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不仅是《格古要论》中的许多观点受到后人推崇,而且其撰写体例也被后入所沿用,像陈继儒的《妮古录》、文震亨的《长物志》等等,都可见到《格古要论》的影子。此类鉴别古物真伪和价值的专著,与宋代以来盛行甚至泛滥的博古收藏之风密切相关。随着古物交易的发展,藏家对古物真伪、优劣的认识因时间久远、作伪技术的发展而愈加模糊,因此鉴定、辨伪逐渐成为一种必要。到了明初,一些有丰富赏鉴经验的藏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地著述,开创了古物赏鉴的局面。明曹昭《格古要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问世。同时,《格古要论》的出现也开启了明代士人执着于文房清玩的新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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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明张燮撰。张氏龙溪(今福建漳州龙海海澄)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五)举人。书成于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这里所谓东西洋实际上皆属东南亚,而东洋系指南海东部及附近诸岛,反之则称西洋。
明代,漳州手工业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月港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当时,张燮受海澄知县陶镕和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委托,着手编写《东西洋考》,作为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
《东西洋考》广泛采录政府邸报、档案文件,参阅许多前人和当代人的笔记、著述,还采访舟师、船户、水手、海商,经过详细、严密的考订和编辑,并仿照宋赵汝适《诸蕃志》体例,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写成《东西洋考》。作者博览群书,书中引用不下百余部书籍,其中包括《水经注》、《宋史》、《唐书》、《元史》、《岛夷志》、《大明一统志》、《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和多种海道针经。

全书分十二卷,
卷一至四:西洋列国考,记叙交阯、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等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共十五个基本上都在今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境内及其附近地区。
卷五、卷六:东洋列国考、外纪考记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啴、美洛居、文莱、日本、红毛番等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所列国名和地区共六个,即吕宋、苏禄、猫里雾、沙瑶呐啴啴、美洛居、文莱。除文莱外,均在菲律宾境内,还特别记述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掠夺该地区的史实,以及华侨和当地土著与殖民者的斗争。
卷七至十二:记叙饷税、税珰、舟师、艺文和逸事等项目。
《东西洋考》是明代中外关系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综述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它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经济史、航海史、华侨史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周起元为《东西洋考》作序,誉之为“开采访之局,垂不刊之典”,“补前人所未备”,指明了该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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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何秋涛著,是研究中国西北史地学的作品,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代表巨著。是一部针对沙俄的侵华野心,为当时中国国防军事服务;重视探求“夷情”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论证缜密、自成一家的高质量史籍。

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对外患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海防,这使《海国图志》于时之所以会产生轰动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实际上,两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来自东南海疆的侵略者,而是来自北方陆路的沙俄帝国。随着《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一系列勘界条约的签定,中国东西北疆的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了沙俄的版图。
何秋涛在当时国人极不了解俄罗斯的情况下,通过阅读300多种俄国进呈之书和检索大量古文献资料,努力探求俄罗斯情况及中俄历史关系,撰写了众多的价值极高的有关中俄关系的篇章,如《北徼星度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门考》、《北徼方物考》、《乌孙部族考》、《汉魏北徼诸国传》、《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考订俄罗斯国总记》、《俄罗斯境内分部表》等等,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的历史、地理、政区、沿革、人口、文化、宗教、物产、民族、贸易的概貌以及清初的中俄关系,为国人展现了一个“雄长欧洲,侵凌回部、疆土日辟,事变日增”的沙俄帝国,从而为“知夷制夷”,抵御沙俄侵略提供了全面的依据和参考。

当时大多数国人还未真正意识到来自沙俄的巨大侵略威胁之前,何秋涛就开始了《朔方备乘》一书的编撰。他从“揽地利戎机之要”的目的出发,用昭边禁,固封圉,抵御沙俄入侵的思想来纵贯全书。不仅记载了历代北疆用兵利弊,还深入考析了中国北疆的历史沿革和攻守地势。认为中国北疆的最大威胁莫过于沙俄,从西北方来看,“俄罗斯人竟可直至喀伦之外。如嘉庆年间有俄罗斯向哈萨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在塔尔巴哈台喀伦之外,……其明验也”。故“边防之事,有备无患”,敲响了“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的警钟。
从东北方向来看,何秋涛则重点考析了吉林、黑龙江、库页岛的边防形势,提出了重防吉林、要防黑龙江、屯戍库页岛的方案。应该指出的是,《朔方备乘》一书中对军事防务的议论,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北疆史地沿革进行严谨考证的基础上。所以议论不但极为精当,而且在史实上也订正了许多伪谬,从学术的视野很有力度地维护了中国领土的权益,堪称经世致用的典型之作。

咸丰八年兵部尚书陈孚恩以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足备谋士之选”而向咸丰帝举荐,将《北徼汇编》呈览。咸丰十年,何奉召入觐,赐书名《朔方备乘》。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正本被毁,仅存副本,后来副本又毁。何秋涛逝世,无人再为其整理原稿。光绪年间,何芳徕将残稿呈交直隶总督李鸿章。经黄彭年和畿辅通志局编修恢复原稿,光绪七年(1881年)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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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遵宪 著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无论大小在华均可攫取种种特权,这深深刺痛了黄遵宪的民族自尊心。门户被迫开放后,中外政府和民间的摩擦纠纷不断产生,其结果总是以中方权利受损而结束。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野心日大,缘此中国的日本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而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则是此期国人研究日本历史,尤其是维新史的名作。曾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有感于中国士大夫大多眼界狭隘、不悉外情,乃发奋撰写了这部“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的著作,以见闻之切、搜罗之广、才力之富,尚费时八年方告成功。但该书1887年刊行后更多地是受到日人的关注,至甲午战败,该书的价值才广为国人所知,从而名满海内。今天看来,《日本国志》仍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黄遵宪逐渐认识到,正确地认识外国政治法律制度,妥善处理涉外事务乃是报效国家之正路。他通过实地考察“教案”,发现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与西方法律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距成为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放弃“治外法权”的口实。于是,在黄遵宪独立自由研究的思想体系中,增加了对法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他宪政思想产生的又一契入点。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全面地客观介绍。其中,该书对日本宪政制度改革现状的评介,为近代中国输入了全新的宪政理论思想,同时也为清末的宪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日本国志》的内容共四十卷,分十二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全书共50余万字。书中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相关内容作详细记载,如《国统志》,记古史简明扼要,记明治维新史则极为详尽,该篇3卷,维新史独成一卷。全书除《国统志》、《职官志》、《邻交志》、《学术志》略述古代外,其余八志全部记载明治维新史。二是载作者议论。各志除记述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论述日本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利弊,并推论及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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