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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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四库全书》之编纂对宋代文献的收集整理的重要性,早有学者予以关注。近代学者金毓黻1933年2月6日《静晤室日记》(卷七十)中写道:
     “四库之精英,悉萃于集部,而尤以宋元人别集为贵,是何也?宋、元二代之专集不下千余种,篇帙过繁,若汇为一偏,势有不能,再如南城李氏之刊宋人集,规模诚宏大矣,然亦不能遍刊,限于一人之资力,亦有后难为继之势。今拟选印四库,即等于汇刊宋元人集,其数不下二百种,再加以明人集百余种,则可当其中之半数矣,然明人集收入四库者,不及其半,且以忌讳之故,多有节删。今最而计之,经、史、子三部之应刊,仅当十分三、四,其余皆在集部,而集部之精萃,尤在宋、元人集。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O年,北京图书馆鉴于“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所收各书概无篇目,翻检诸多不便”,开始编制别集类诸书篇目,“先从宋代别集世鲜传本者入手”。这套别集篇目现存四十余种,至今纸墨如新。

       关于宋代文献的整理,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如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钓沉》、李致忠《宋版叙录》,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等,都是涉及到《四库全书》中的宋代文献,但多以四库总目中宋代文献的提要为据,因条件所限,对阁书的利用和研究较少,因此,《四库全书》中的宋代文献的全面研究应当成为今后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津阁《四库全书》,由于是成书最晚的一部,又经纪晓岚三校,早就有人发现,《四库全书》不同阁本的同一种书,其卷数、篇数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较大;即使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存在差异。其中《永乐大典》辑本也与文渊阁本不尽相同,因而有的读者并不以读了某书的某一阁本为满足,还想查对其它阁本。这样就使人想做四库书目录异的工作,即编制尚存的四部阁书中卷数不同的诸书目录。在过去的条件下,很难完成这项工作。1997年出版的杨讷、李晓明合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补遗》收录诗文四千余篇,全部辑自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书,为文渊阁本所未见。他们通过对比发现,在集部1273种书中,文渊、文津两阁本存在篇、卷差异的竟有788种之多,占到百分之六十二。就篇数讲,渊本有而津本无与津本有而渊本无的,其量几乎相当。这一核对结果不仅证明了文津阁本的实用价值犹存,而且使得在总体上比较不同阁本的高低失去了意义。

       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了《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一文 (1989《文献》第一期)。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傅璇琮先生发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中华读书报),他说:“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

       北京大学孙钦善先生根据杨讷、李晓明的对勘,以宋集为例,作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他在《从学术上看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一文写道:“回想我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得益于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是文津阁本因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编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不仅如此,《全宋诗》编纂近于尾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才出版,其中的成果未来得及吸收,这也使我们的辑佚工作的某些疏漏未得到弥补,例如宋祁《景文集》,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文二百余篇,其中诗28首。《全宋诗》以文渊阁本为底本,在文津阁本多出的28首中,仅据他书仅补了11首,所余17首全部遗漏。又如宋庠《元宪集》,亦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25首,《全宋诗》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元宪集》(据四库本刻)为底本,参校影印文渊阁本,结果因未赶上参考《补遗》,漏掉了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25首中的15首(其余10首幸底本有而未漏)。例子尚多,不一一列举。”

       因此,我们既要很好的认识《四库全书》中宋代文献的独特价值,还应重视各阁本之间的差异。从《宋景文集》来看,异阁则几乎异书了。我们相信,随着文津阁本的刊出,将为将来《全宋诗》、《全宋文》的修订刊编纂带来莫大的收获。

《四库全书》编纂收录图书3474种,79000余卷,存目之书5793种,93551卷,两项共收书10254种,172860卷。从品种、文字数而言,宋代文献的整理和清代官修文献两者居其大半。有关清代文料部分,我们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一道,择其要者,已编纂成《清史资料汇刊》,共计收书二百四十五种,一万余卷,相对《四库全书》中的清代文献史料规模和价值,其中所收宋代文献更为值得重视。

       宋代文献的范围应包括宋人撰述,编辑的各种典籍,也包括宋代后文人学者编纂的宋代史料和对宋代文献的研究,即研究宋代有关的史料专著,但不包括宋代和宋以后文人学者著作中部分涉及宋代史料,学术部分的文献。因此,准确地讲,宋代文献只包括宋人编纂的所有专著和宋以后有关宋代史料的专著。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474种,就品种而言,宋代文献超过了一千五百种,占了整个收书量品种45% 左右。据沈治宏统计,现存宋人著作为四千八百五十五种,如果扣除《四库全书》基本上摒弃的佛、道、小说、丛书四大类,沈著中共计此四类为一千二百七十三种,则实为种数约为3600种左右,则《四库全书》中所收占现存书所收在45%左右,四库中《说郛》为一种,沈著分散统计,实际比例会更高一些。更以集部为例,沈著统计现存宋人别集743种,而《四库全书》中所收有399种,超过了35%

       今从《四库全书》所辑《崇文总目》和《直斋书录解题》分别著录文献为3427部、27461卷与3096部、51180卷可知,《四库全书》所收宋代文献的品种到规模都已十分宝贵。

       上述胪列表明:其一,宋代文献从品种到规模构成了《四库全书》中超过五分之二的份量,仅次于清代文献的总量,但品种多多,而清代文献卷帙总量也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类书上,这些对今天已无多大使用使用价值,徒增篇幅而已。其二,宋代文献的汇集,在《四库全书》编纂前乃至编纂后,均没有如此集中化和规模化的汇集。全宋诗和全宋文编纂从总字数而言,也未超越之

       由此可见,《四库全书》编纂对宋代文献的收集整理是相当重视,《四库全书》编纂作为封建王朝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文献整理工程,对宋代文献的汇录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劳动,除了宋代文献本与存世丰富外,也与乾隆对宋学的重视分不开。

 

《永乐大典》中的宋代部分

     《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更表现在众多的据《永乐大典》辑本书上。《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永乐大典》尚完整无缺,四库馆臣从中辑了大量古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亡佚书。据统计,《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的数量为:经部71种,其中未佚者6种,据《永乐大典》校补者8种;史部42种,其中未夫者3种,据校补者7种;子部102种,其中未佚者30种,据校补者10种;集部175种,其中未佚者10种,据校补者4种。《四库全书》存目中的大典本数量为:经部9种,其中未佚者2种:史部38种,其中未佚者2种;子部71种,其中未佚者6种;集部10种,其中未佚者1种。

      《四库全书》中的大典本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因为后来《永乐大典》罹难重残,辑录、核查的本源既已严重损失,这些辑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往往成为后世传钞、传刻的祖本。

      《四库全书》中辑复《永乐大典》宋代部分含存目部分达三百二十四种,除元、明部分有几种外,几乎所辑皆为宋代文献,仅从《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宋代文献,即可超越任何一部丛书。以史部为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就对《永乐大典》辑本中的两部巨著《建炎以事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甚高,

        以集部为例,《四库全书》共计收录宋人别集三百九十九种,而其中《永乐大典》辑佚本就达一百十二六种,而整个《四库全书》实收《永乐大典》辑佚本为三百九十二种,扣除存目一百十八种,实收书为二百六十四种,则宋人别集实为《永乐大典》辑佚本总量近一半,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今天传世的宋版书约一千种左右,而《永乐大典》辑本的价值不低于宋版书,但宋版书不一定皆是宋代文献,更不是宋代要籍,因此,从内容价值看,《永乐大典》辑本完全可以与宋版相媲美。

      《永乐大典》辑本系统经过了从辑复、编定、增辑,而且各阁又有所不同,今各馆尚存有一些原辑本,虽不若写定本、校勘本之完整,也未改窜, 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固多辑自《永乐大典》,但亦多有参稽其他文献,由于《永乐大典》大多无存,故四库中之《永乐大典》辑本价值不可移易,又所得辑本又多为宋人文献。推而言之,《四库全书》中之宋代文献,亦多为珍稀不二之本。

 

宋代文献提要

        将总目提要及存目提要之宋代部分独立辑录,足以构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宋代文献例题,其价值将远在《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明题》之上,自然更远胜于《崇文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种类分量最大的是明代文献。字数超过一百万字,近全收三分之一(全书共三百六十万字),而宋代文献部分仅居其次,为近九十万字,仅居25%左右。这与《四库全书》收录宋代文献的品种比例略少一此。在存目提要中,宋代文献比例远不及明清两代为多。《四库全书》总目所录书越到后代,存目品种越来越多,宋代是一个分水岭,宋代所收文献远比存目堤要所载要多得多,而明、清两代则存目多而收书少,这也充分说明,《四库全书》对明代文献的删取是十分严格的,这当然也与明代文化自身的内涵和发达程度远不及宋代有关

       由于《四库全书》收录宋代文献已经极为丰富,因此,存目中宋代文献的总量相对较少,远不及明、清两代著作收录少而存目多。《四库全书》对宋代文献的收录整理几乎达到了竭泽而鱼的地步,除了一些本身没有史料和传世的价值文献加以删弃存目外,绝大部分均加以收录了。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对宋代文献史料的疏理和收罗,不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罕有重大遗漏,可以说构成了一个十分成型的宋代文献史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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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各个地方的地名经常有以“X阴”或“X阳”作为地名的,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吗?    宋代洪迈所著《容斋随笔》解释得非常清楚:“山南为阳,水北为阳,谷梁传之语也。若山北、水南则为阴”。

       我们的祖先将朝向太阳的地方叫阳面背向太阳的地方就叫阴面。自然在命名地名时,阳面的地方,常叫做阳;阴面的地方也就自然叫阴。
       山是高于地平面的,所以山的南面称阳面山的北面称阴面背阴。作为地名,在山的南或北就是山的阳或阴。例如,衡阳一定在衡山之南,华阴一定在华山之北。
       水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为水是低于地面的,有时还流经山谷之间,所以,水的北面才是阳面水的南面则是阴面。作为地名,在水的南或北则是水的阴或阳。比如洛阳就在洛水之北江阴则地处长江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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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孝宗幸天竺,至灵隐,有辉僧相随。
见飞来峰,问辉曰:‘即是飞来如何不飞去?’
对曰:‘一动不如一静。
又见观音像手持佛珠。问曰:‘ 何用?’


曰:‘要念观音菩萨。’
问:‘自念何甚?’
曰:‘求人不如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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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无标点,通篇文字,此为常识。所以,为了让今人阅读无障碍,整理古籍,首先是施以标点。常听说前辈学者训练学子,课以标点白文十三经。我在日本指导研究生读原典史料,最初也想运用这种方式,复印了《四部丛刊》本,让学生直接译成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结果一做下来,就发觉没有标点的原典,学生做起来极为困难,有时会因错误断句而错译。因此,我不得不在课堂上加上一道程序,由我加上标点,然后再让学生翻译。

       为什么古文没有标点?学生不解,向我发问。
       我告诉学生,其实古代人读书也需要标点,叫做句读(音:斗)。不过,这种句读一般不体现在印刷上,而是由读者标上。
      

       事实上,对于没有标点的文章,古人读起来同样有阅读障碍。最近整理《钱塘遗事》,在卷2《庆元侍讲》条就看到一条史料:

    宋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

       经赵汝愚推荐,朱熹成为宋光宗的老师。朱夫子积极性很高,编了不少讲义进呈给光宗。光宗看了很高兴,就让朱熹把讲义加上标点再送来,以便阅读。

       光宗自幼在宫中接受严格的正规教育,阅读当代人写作的文字,应当不成问题。但他依然觉得没有标点阅读不便,所以才“令点句以来”。
       这件事尚保留有比较早期的记载,《两朝纲目备要》卷3光宗绍熙五年十月辛丑“是日命朱熹讲大学”之下载:

    上忽宣谕曰:“向日令卿写讲议册子,何久不进入?”奏曰:“未奉进止,未敢遽上。”上曰:“速进来。”初,熹既写成册子,欲点句读而未敢启。上忽曰:“可一就点成句来。”奏曰:“容遵禀进入。”

        这段原始史料很有意思,可圈可点。第一,反映了宁宗阅读文章,需要有标点;第二,反映了朱夫子并不迂腐,他遵照宁宗的指示,把讲义写好后,本想施以标点,但担心损伤宁宗的自尊心,让臣下觉得宁宗读不懂无标点的文章。由于有这样的顾虑,朱熹迟迟未将讲义进呈,直到宁宗催问,并明确讲,要他“点成句来”,朱熹才放心地将讲义加上句读进呈。

       宁宗依赖标点阅读不是特例。稍稍查阅了一下,我看到了宋高宗的例子。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条载:

       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安国因荐司勋员外郎朱震。

       胡安国虽然拒绝了高宗的命令,但也反映了高宗希望阅读有标点的《左传》,所以才让胡安国点句。比南宋高宗还有更早的例子。

        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引述司马光《日记》云:“黄昏进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鼓起读,点句攒点进入。

      看来皇帝读以四六文骈句为主的制诏,也要事先给加上标点。

 

宋代以后的皇帝在阅读文件时,也需要标点。明人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22载:

   凡表笺,洪武间令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

       朱元璋或许是个特例,他文化程度不高,并且对文人有几分本能的敌视,此外还有蒙古人白话诏敕的影响,他不喜欢文绉绉华而无实的四六文,要求官僚把表笺写成散文。在传世的明初诏敕中,就有不少是白话文体。即使是散文,朱元璋也难以完全顺畅地阅读,因此,他要求用红笔标点之后再行呈上。

      点句,不仅是皇帝为了扫除阅读障碍而行使的特权。古代普通的士人在读书时也要标点。
      点读古文,对于研习文史古典的学者来说,应当是基本功。圈圈点点,看似容易却艰辛。专业为这一领域的学子,皆应接受点读古书的训练。不能做过去的皇帝,指望别人的点读。缺乏这样的基本功,其他的各种训练都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功夫。

       标点古书,往往使名人出丑。记得鲁迅这样说过。点读古书,实际上就是文言阅读的训练。这样的功夫欠缺,即使是阅读或使用带有新式标点的整理本,也可能出问题。新整理本的标点如果有误,也不会有辨别能力,而被误导。

        新整理的古籍标点本,为读者阅读与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新标点本也不尽完美,标点错误往往而在,但毕竟有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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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文人都说愿活在大宋,作宋朝人。因为宋官家赵皇帝对待文人士大夫宽容无比,不像后来的朱皇帝稍有不中意就会被拉出去打屁屁,更不会杀文官泄私愤。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誓约传世子孙:“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果真如此吗?

       目前正史并未见此“誓约”明确详细记载的,首见于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徽宗)又言艺祖(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同样元人编写的《宋史》卷十六上有同样记载,应该是照抄李心传的。

      倒是后来清人潘永因所著《宋稗类钞》记载颇详:称帝后第3年,命人密刻一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间“夹室”之内,称“誓碑”。此后四时祭祀及新皇即位,须恭读誓词。宋历任皇帝皆承故例,按时恭读,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宫人四散,宫门洞开,有人这才看到誓碑内容,碑上书:

1.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

2.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3.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太祖宽厚性格体现在政治上,有两宋320年鲜见对文人及批评朝政者开刀问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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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书为宋朝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古称铁城。绦尝游息于此。
蔡绦,字约之,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蔡京次子。徽宗时,蔡京为太师。蔡京后被钦宗放逐岭而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崇教寺。蔡京其子孙二十三人也一同流放,而蔡绦也流放到白州(广西博白),以后死于此地。《铁围山丛谈》一文称徽宗为“太上”,称高宗为“今上”,并述及高宗南渡后约二十年的若干史实,足见此书系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


       在众多的宋代史料笔记中,《铁围山丛谈》是很重要的一种,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它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年间至宋高宗绍兴年间约二百年的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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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是明朝上二十二卫之一,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首要职责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具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之责,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或武将担任(不能是太监),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不过锦衣卫指挥使大多没有好下场,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遍。

 

据《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记载皇帝郊祀大祭时,锦衣卫官员着大红蟒飞鱼服,配绣春刀:

《出警入跸图》中的红衣者为锦衣卫校尉,着甲扛刀者为锦衣卫大汉将军:

 

绣春刀指的则是在明朝时期锦衣卫的人们所使用的佩刀,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因为锦衣卫想要显示自己和朝廷的亲近之意。从外表的形状上来说,绣春刀是从唐刀而演变过来的,将之前的唐刀和梅花刀等特点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要比雁翎刀轻便许多,绣春刀除了刀脊是笔直的之外,刀刃还带有一些细微的弧度,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用来刺也可以用来砍,威力都是比较大的。而雁翎刀则不同,它弯曲的弧度和绣春刀有着很大的差别。


 

 

最后再说说电影《绣春刀II》里的沈炼。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在《明史》中是入“列传”的。


      沈炼(1507年—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会稽(今绍兴)人。幼聪敏能攻古文,汪文盛以提学副使校浙士,得其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始补府学生。
       嘉靖十七年(1538年)考中进士,历任溧阳、茌平、清丰县令,为官清廉,颇著政绩,为百姓所称道。但因其不阿谀奉迎,而秉性耿直,每每龇龉权贵,被贬职为锦衣卫经历。沈炼任官期间,屡次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上疏历数严党专擅国事,排斥异己,遍引私人居要地,吞没军饷,战备废弛,致东南倭患猖獗,北方俺答寇掠京畿等十几条罪状,要求严正典刑,借以纠正“人心纪纲,败坏难言”。沈炼以低微的职位与严嵩父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的慷慨正义却触怒了嘉靖皇帝,不但当场受到呵斥,还被廷杖数十,贬至保安州为民。
       沈炼携妻挈子去保安(今河北怀来)五年多,虽沦落草野,而发愤抗疏之心犹耿耿不能忘焉。保安系边境地区,当时保安州所属的宣大(宣府镇、大同镇)总督为严嵩干儿子杨顺。他谎报战绩,放纵士兵杀良献首冒功请赏,沈炼获悉在杨顺的庆功宴上献诗一首:“杀良献首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狂,冤魂多少觅头颅”。杨顺忌恨不已。在保安,沈炼还以李林甫、秦桧、严嵩的像作靶,让人日日练射,这使严氏更加刻骨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诬陷他参与白莲教谋反为名杀害了沈炼。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党被劾,严嵩削职,严世蕃处死。到了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为沈炼平反昭雪,追赠光禄寺少卿,追谥忠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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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共计3000余卷,包括:

  • 《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王洙等修纂)150卷、
  • 《元丰增修五朝会要》(王珪、李德刍等修纂)300卷、
  • 《政和重修会要》(王觌、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
  • 《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
  • 《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等编类)200卷、
  • 《淳熙会要》(施师点、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368卷、
  • 《嘉泰孝宗会要》(杨济、钟必万总修)200卷、
  • 《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100卷、
  • 《今上皇帝(宁宗)会要》(陈自强、史弥远分三次奏进)325卷、
  • 《淳祐宁宗会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
  • 《嘉定国朝会要》(张从祖类辑)588卷。
  • 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国朝会要总类》(即《十三朝会要》)588卷。
  • 《宋史·度宗纪》载,曾奉安有《理宗会要》,今《宋会要辑稿》中未见。上述这些会要,除《国朝会要总类》曾刊行于蜀中外,其余均无刊本,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

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

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著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
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
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

明初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

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经过多次整校形成了现在看到《宋会要辑稿》。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源自:

        是书分上、下两卷,为明朝王鏊撰。此本乃其退休归里时随笔录记之书,分经传、国猷、官制、食货、象纬、文章、音律、音韵、字学、姓氏、杂论、仙释、梦兆十三类。

        王鏊(ào)(1450年9月22日 —1524年4月14日),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汉族,吴县震泽人(今江苏苏州) 。明代名臣、文学家。 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他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为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孝宗时历侍讲学士、日讲官、吏部右侍郎等职。明武宗时任吏部左侍郎,与吏部尚书韩文等请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事败未成。王鏊博学有识鉴,经学通明,制行修谨,文章修洁。善书法,多藏书 。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
       王鏊在任上尽力保护受刘瑾迫害之人,并屡次劝谏刘瑾。他与刘瑾及其党羽有矛盾,但并未撕破脸皮,他不是被赶走的而是主动求去。刘瑾谋反案被清理后,他的身份不是与刘瑾做过斗争的当时政治正确的受害人,只是提前逃出来的旁观者。此后居家十六年,终不复出。嘉靖三年(1524年)去世,年七十五。追赠太傅,谥号“文恪”,世称“王文恪”。王阳明赞其为“完人”,唐寅赠联称其“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源自:

禁毁明史时代背景
       《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征书。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对于缴送的书籍,凡“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三个部门处理:

  • 红本处:审查内阁固有书籍;
  • 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进遗书;
  • 军机处:负责审核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

       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屑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帝本人亲阅之后,在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一年中就搜缴焚书8000 多部。“初下诏时,切齿齿于明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满清藉修《四库全书》禁毁、篡改书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文献、典集方面的损失:这是一场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浩劫,销毁、压制了基本民族精、气、神,断裂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思想钳制活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满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专治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极端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从而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生机。学者为了躲避禁书和文字狱的危险,只是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不去关心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内容,导致思想僵化和科技倒退。它是清代后期最落后、最腐败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禁书行为延缓了社会进步,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禁毁书籍档案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满清对有违碍内容的图书的处理手段主要有销毁和抽毁两种。销毁之书指抵触满清的著作,销毁方法有三:进到之书,奏缴销毁;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板亦同;石刻榻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 抽毁之书指有“谬于是非之处”或违碍满清之处的书,抽毁方法亦有三:
       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摧毁之后,即成残书。除此之处还有改版即删改书板上的原有内容、填匣即《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其中有违碍内容则将书抽去后用衬纸填充书匣。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而遭全毁;《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清代金堡《岭海焚余》一书,因称清政府“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
        根据《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禁书总述》等资料著作的研究记述,还有如下“”字头书籍被满清禁毁总计150余部。“皇明”字头类书籍全部销毁,“甲申”字头类书籍全部禁毁,其它与明朝相关的众多书籍被禁毁。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
         其实这只是满清禁毁书籍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管窥满清禁书之甚。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共禁毁了多少书,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

        全文数字化版《禁毁明代史料》收集民国至近代出版的禁毁书籍中精选保存较完整,品相好,特别是明万历至崇祯朝期间的史部文献汇编而成,是明代史料文献最好的补充。结合书同文古籍数据库中《大明实录》、《大明会典》、《明代史料汇编》、《明清内阁大库史料集刊》、《明神宗起居注》形成目前最为完整的明代史料数字化全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