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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并无决策权,且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

翰林院是诏书起草、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
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


明代沿袭元代制度而略有改变,正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所云“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

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
建文朝改制,“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待诏,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改孔目为典簿,改中书舍人为侍书,以隶翰林”。
太宗朝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但仍以修撰、编修和检讨为专职史官,隶翰林院

 

由此可见,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然有所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三《职官志-》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仪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诰敕,以学士一人兼领。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车驾幸太学听讲,凡郊祀庆成诸宴,则学士侍坐于四品京卿上”。

翰林学士是翰林院的最高长官,他的职掌表明翰林院具有三大职责

起草浩敕

修纂史书

文翰供奉。


翰林院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专职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根据明代修史事实,我们也能发现明代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当时的史臣在奏疏中多次提到过“史馆”。

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史料说明,翰林院的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明代史馆修纂的最重要的史书《实录》,便常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的决策。,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此外,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

史馆与内阁的这种嗳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史馆馆址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距内阁相距不远。如此,内阁插手史馆从工作便利条件上也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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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清初的动荡之后,到了乾隆时期,满清政权已经建立百年,其统治已经非常稳固。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瓦解民族意识,达成统一思想,在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的同时,下诏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即《贰臣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贰臣传》时,乾隆帝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诏曰: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
... ...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乾隆帝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这些人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
乾隆要求对贰臣们区分对待,分两种情况:
一是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编入甲编
二是毫无建树,编人乙编

以此可以彰显乾隆通情达理,减少了贰臣后人抵触情绪。而对那些对明清都不尽忠的降官列入乙编,就更加证明了编辑《贰臣传》的必要,容易与汉族知识分子得出共识。

《贰臣传》甲
刘良臣、刘泽洪、孙定辽、孔有德、王鳌久(王鳌永)、王正志、徐一范、徐勇、郝效忠、马得功、李永芳、孟乔芳、张存仁、刘武元、祖可法、尚可喜洪承畴、刘芳名、李国英、张勇、祝世昌、鲍承先、王世选、祖大寿、祖泽润、祖泽洪、邓常春、耿仲明、全节、吴汝玠、宋权、王宏祚、李化熙、任浚、曹溶、卫周允(避雍正名讳,本名应为卫周胤)、李鉴、胡茂祯、高第、孔希贵、张烜、徐起元、贾汉复、张天禄、张天福、马宁、常进功、卢光祖、高进库、霍达、吴六奇、陈世凯、田雄。

《贰臣传》乙
孙得功、马光远、沈志祥、谢升、金之俊、胡世安、田维嘉、沈维炳、房可壮、刘汉儒、黄图安、高斗光、王永吉、王铎、王无党、左梦庚、许定国、赵之龙、梁云构、刘良佐、刘应宾、苗胙土、张凤翔、吴伟业、夏成德、冯铨、李若琳、谢启光、孙之獬、李鲁生、吴惟华、土国宝、鲁国男、陈之遴、刘正宗、周亮工、钱谦益、魏琯、潘士良、李犹龙、王之纲、任珍、梁清标、党崇雅、卫周祚、戴明说、刘余佑、龚鼎孳、刘昌、孙承泽、熊文举、薛所蕴、李元鼎、傅景星、叶初春、张若麟、唐通、董学礼、骆养性、陈之龙、柳寅东、方大猷、陈名夏、高尔俨、张忻、张端、白广恩、南一魁、张缙彦、孙可望、白文选,共 157 人。

看官应该注意到了这里没有吴三桂!不是乾隆把他忘了,而是乾隆皇帝根本没承认吴三桂是满清大臣,只能算是逆臣果然,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谕示国史馆,用《贰臣传》例,编纂《逆臣传》。在《逆臣传》中吴三桂、耿精忠都光荣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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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南宋·曾敏行所撰史料笔记,共计十卷,为作者积所闻见而成。

据书前杨万里序,当成书于淳熙十二年(1185)。杨序称“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多记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见闻。于南渡后刘、岳诸将,皆深相推挹。”

《独醒杂志》为研究两宋的典制、故实、诗文均能提供一些重要可信的资料。
全书分十卷,共有二百五十五条,考其内容,可略分为如下几类:

一、宋朝政事及典章沿革,内容包括政事、官制、科擧、经济等内容,而犹重官制和科擧。
二、宋代著名人物的逸事,内容较多,而且各阶层、各门类的人物皆有,可补宋代人物史传之不足。
三、有关江西地方志的史实,曾敏行世居江西,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易于考辨闻见。
四、有关谶语、因果、神仙、宗教、炼丹、法术等的记载。此项内容在书中颇为多见,但考其所言,多荒诞无稽。曾敏行本人颇喜阴阳五行推测吉凶之说,故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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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村家藏稿》是清代吴伟业撰别集,共五十八卷,包括诗二十卷、词二卷、文三十五卷、诗话一卷。其中五古,七古近一百六十首。这一百六十首古诗中长篇巨制约占半数,可称得上长篇叙事诗的就有二十余篇,二十多篇长篇叙事诗这个数目在整个吴伟业诗集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但是,在长期以来不发达的中国古典长篇叙事诗的发展史上,却是前无古人,后无继者。且这二十多个作品中的大多数,三百多年来被诗评家们一致公推为名篇佳构。从对这些长篇叙事诗的初步研究的结果看,无论在诗歌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吴伟业大量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开创了有清一代长篇叙事诗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也奠定了吴伟业本人在中国古典叙事诗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前人没有论及的。 同时,他还精工词曲书画,堪称博学多才,著述宏丰。他的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因而有“诗史”之称,代表吴伟业诗歌突出成就的,当推《圆圆曲》,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吴梅村发展了古代七言歌行的体裁,形成了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时人称之为“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坛的诗风。清代很多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梅村体”的影子。

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汉族,江苏太仓人。 明崇祯元年(1628)考中秀才,崇祯三年(1630)中举人,他崇祯四年(1631)23岁参加会试,以第一名获隽;紧接着廷试,又以一甲第二名连捷。当时有人怀疑这里面有舞弊之嫌,主考不得不将其会元原卷呈请御览,结果崇祯皇帝在卷子上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物议平息。 这使吴伟业声名鹊起,并因此对崇祯皇帝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知遇之感。不久,吴伟业假归娶亲,十分荣耀。在仕途上,初授翰林院编修,继典湖广乡试,崇祯十年(1637)充东宫讲读官,十三年(1640)又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左中允、左谕德,转左庶子。其问虽然因为朝内党局纷争而受到一些牵累,但其官阶却一直在步步上升。晚明时,东林、复社与阉党争斗不断,吴伟业在仕途上颇不顺利。他见明王朝风雨飘摇,日薄西山,遂辞左中允、左谕德、左庶子等官,拒绝赴职。弘光朝时,他被召任少詹事,发现控制朝政的马士英、阮大铖实为腐败国贼,仅两月便愤然辞归。

后来清兵南下之后,梅村先生隐居不仕,以复社名宿主持东南文社活动,声望更著。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是由明入清的大臣,当时正置身子新朝的党争之中,试图借吴梅村的声望和文采以结主上,同时希望他也能入阁,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极力荐举吴梅村仕清。然而,正因为吴梅村是一个名声赫赫的先朝遗老,他的出仕客观上将造成瓦解人民抗清斗志、为清廷怀柔政策所利用的消极影响,所以,他的许多好友和一般遗民志士对此都坚决反对,力加劝阻,侯方域就曾致书吴梅村,提出种种异议。然而,吴梅村慑于清廷淫威,碍于老母敦促,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被迫应诏北上,在到京次年被授为秘书院侍讲,后来又升国子监祭酒。吴梅村内心对自己的屈节仕清极为歉疚,痛悔无绪,常借诗词.以写哀。顺治十三年(1656)底,以丁忧南还,从此不复出仕。

康熙帝亲制御诗《题吴伟业集》
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
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
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

对吴梅村诗歌给予恰当中肯的高度评价,肯定了其诗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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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为晚清唐景嵩所著。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 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赴越南招刘永福黑旗军。次年,抵越南保胜,劝刘永福内附。以功赏四品卿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编立四营,号景字军,入越参加抗法斗争。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嵩目睹时艰,以吏部候补主事身份,抱忧国忧民心绪,主动请缨赴越参战。这部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作者赴越经过及中法战事。因原稿大部分失诸战火,今人所能见到的,乃战后作者在残缺日记基础上补充而成。名曰“日记”,实为日记与回忆录的混合体,或称日记体回忆录。因其中有追记的部分,故记述不免舛误,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参战者留存下来的文字,其史料价值仍不容低估,尤其是研究中法战争陆路东、西两线战场方面。

       中法战争后期清军在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战争结束后,唐景嵩率军回国。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调任福建台湾道”。光绪十七年(1891年)升迁布政使。二十年,署理台湾巡抚。在任布政使驻台北期间,时邀名士吟咏于官署。唐景嵩在台南及台北带动地方文风,有功于台湾地区的诗歌传播。

       中法战争后期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法国总理茹费里等内阁集体垮台。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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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实录》经过三次修纂。前两次所修的书稿都被朱棣销毁,第三次改修后的《太祖实录》遂成为定本,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然而,今本《太宗实录》前附有“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共四年的史事,这是万历时补修的朱允炆建文朝的历史。本来,深知“灭其朝必先去其史”的朱棣,一再篡改《太祖实录》,就是想要消除朱允炆的影响并粉饰自己,为此,他甚至削去建文年号,将建文元年至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然而,纸包不住火,雪掩不住人,历史是无法删除和篡改的,从英宗时开始,便直有许多仗义直言的文臣如王祖嫡、杨守陈、焦竑、李清等为建文鸣不平,要求恢复建文年号并改纂建文朝实录。据柷允明的《野记》所载,英宗时,张太皇太后大渐,召三杨于榻前,问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者?杨士奇提出了三件事,其中之一是“建庶人虽已灭,曾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起一朝《实录》,仍用建文之号”。太皇太后说:“历日已革除之,岂可复用?” 杨士奇答道:“历日行于一时,《实录》万世信史,岂可蒙洪武之年以乱实?” 结果“后颔之”。但祝允明的《野记》可信度不大,不过它反映出一个信息,即明代受直书教育的史臣们对明成祖朱棣去建文之史的做法早就不满。成化至弘治时,詹事杨守陈在史馆曾说:“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 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纪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采辑,尚可补国史之缺。”但这些建议都没有获得批准

至万历时,为建文复年号和修实录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神宗实录》卷一九六载,万历十六年三月王辰,大学士申时行在一封奏疏中曾说:“(国子监)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年号,改正《景皇帝实录》。”复建文年号与为建文修实录是关联在一起的两个问题。焦竑在《修史四事疏》中也提出复建文之年号:“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无专记。……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 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尽管复建文年号的请求未被采纳,但为建文朝修实录的建议却获得批准。据《明史·艺文志》二载:“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于是,一些史官搜集建文朝史料,撰成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之后。申时行请单独为此实录标立建文年号,但被神宗否决。于是,最终在《太宗实录》卷一至卷十五,便有了“奉天靖难事迹”和洪武三十五年的要录,其实是建文朝的实录。

 

   由于建文朝的实录修得简略,且标以洪武系年,所以沈德符抱打不平道:“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二耳。”崇祯十五年,都尉巩永固、给事沈胤培俱疏请恢复建文年号,并重新收集史料撰写建文实录,但未被采纳。到南明时,福王弘光政权的给事中李清,再次提请追议建文、景泰二帝庙号,于是福王政权上故懿文太子庙号曰兴宗,建文帝庙号曰惠宗,景泰帝庙号曰代宗。不久,李清“又疏请修《建文实录》”,他的奏疏大略云:“惠历载有四,其《实录》成之甚易,祗缘当时珥笔诸臣摇手革除,于是化国史为家乘,而子虚乌有皆佐笔端,则《史彬致身录》其最也。若非先臣《吴宽集》中载彬墓铭甚详,安知从亡之说赝,而从亡十臣之说皆赝之赝乎云云。”同时,另一位儒臣万元吉也有类似的建议,《明史》本传载:“福王立,元吉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从之。”旋以南京失守,他们的建议都“不果行”,成为泡影。

 

    英宗朱祁镇在抗击蒙古瓦刺部内侵的土木堡战役中被俘,蒙古人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朝廷大臣遂拥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是为代宗景泰皇帝。景泰七年,已放归北京的“太上皇朱祁镇发动政变,夺回了帝位,改元天顺。从此,代宗被贬为戾王景泰七年的历史,在英宗之子宪宗修的《英宗实录》中,也被作为“废帝郕戾玉附录”,附在正统朝之后,由于有以上的复杂背景,因此《英宗实录》的修纂过程,就出现了一些波折。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皇帝去世,其子宪宗继位,七个月后,即天顺八年八月戊戌,宪宗皇帝决定为他多灾多难的先父树碑立传,修纂《英宗实录》。这次修纂实录,大量征用了外地官员及起复了休假、丁忧回籍的京官。然而所征招的官员中,不少人似乎有些不大情愿修实录。深层原因大概就是不愿因修是非多的《英宗实录》惹上麻烦。
    在《英宗实录》的修纂过程中,史馆还将景泰皇帝的历史编入一百八十七卷至二百七十三卷,以“废帝郕戾王附录”的名义,附于《英宗实录》的正统朝之后。在编纂过程中,有入主张革去景泰帝号,尹直坚决反对,据《明史》卷六八本传载:“成化初……与修《英宗实录》。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吕邑旋立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所以,尽管修成后的实录称“郕戾王附”,但在正文中,仍然称朱祁钰为“帝”

 

    从严格意义上讲,崇祯实录已经不属于《明实录》之列。崇祯死后,明朝灭亡,其身后所修的实录及长编都是清人追纂,不复实录原意。清初,设明史馆修《明史》,为了收集、排比资料,遂据明宫档册纂成《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有关崇祯的《实录》,今存两种:一曰《明□宗□皇帝实录》,一曰《崇祯实录》前者仅记天启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崇祯即位期间的事,后者则记崇祯改元以后的事,从崇祯元年止月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书合起来正好是崇祯朝完整的实录但这二部实录却并非一书。

     《明□宗□皇帝实录》书作者及成书年代,黄彰健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清初明史馆修本:“《明□宗□皇帝实录》,系记天启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崇祯帝即位后事。崇祯帝系亡国之君,自无实录。然今存《明史考证攈逸》卷二六及二七,曾引《明实录》记崇祯即位以后事,其所引计九则。《明史考证》系史馆本,则此所附《明□宗□皇帝实录》,亦可能系史馆本也。”笔者认为黄先生之言未尽是。《明□宗口皇帝实录》并非清初明史馆官修之书,很有可能是一些汉族史臣私人所修,从书对满清的称呼可见,它既不敢称呼为虏、奴,又不愿称为金、满和清,而是称之为建”
       清给崇祯追谥号“庄烈愍皇帝”,庙号“思宗”,作者干脆将庙号谥号空着,对清的愤懑抗议尽在不言之中。《崇祯实录》同样未署作者和成书年代,但可以是清初明史馆所纂辑。书中径称“清兵”。

 

所以今人所看到的《明实录》虽无建文帝、景泰帝、崇祯帝三朝实录之名,却也部分保留了三朝实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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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师纪略》是明末茅元仪所著。茅元仪生于浙江吴兴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茅坤是著名的文学家,父亲国缙(一作晋)官至工部郎中。在家庭的熏陶下,茅元仪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读兵、农之作。成年后又熟谙军事,胸怀韬略,对长城沿线的“九边”之关隘、险塞,都能口陈手画,了如指掌。

       茅元仪立志报国,目睹明廷阉党弄权,国运衰落,武备废弛状况,于焦急忧愤之时,发奋著书立说,刻苦钻研历代兵法理论,将多年搜集的战具、器械资料,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辑成《武备志》,于天启元年(1621)刻印。自此以后,这位年轻学子声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高阳公)督师辽东,与同僚鹿善继、袁崇焕、孙元化等人一起,在山海关内外考察地形,研究敌情,协助孙承宗作战,抵御后金的进攻,并到江南筹集战舰,加强辽东水师,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在孙承宗指挥下,明军在辽东收复九城四十五堡,茅元仪也因功荐为翰林院待诏。《督师紀略》就是记述随孙承宗督师辽东,加固边防之事。

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于崇祯十二年(1640)悲忿纵酒而亡。

茅元仪一生著述甚多,除了《督师纪略》还有《武备志》、《复辽砭语》、《石民四十集》、《石民未出集》、《暇老斋杂记》、《野航史话》,《石民赏心集》、《谕水集》、《江村集》、《横塘集》等六十多种,数百万言。但因至清朝屡遭禁毁,散佚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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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题壁诗,入选《唐诗三百首》。此诗抒写清晨游寺后禅院的观感,以凝炼简洁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景物独特、幽深寂静的境界,表达了诗人游览名胜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强烈追求。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兴象深微,意境浑融,简洁明净,感染力强,艺术上相当完整,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
       这首诗流传至清代在传播和传抄中就出现了好几个版本:

 

版本一. 《御选唐诗》、《唐诗品汇》、《三体唐诗》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版本二. 《御定全唐诗录》、《唐百家诗选》、《唐诗镜》、《河岳英灵集》、《唐贤三昧集》、《唐文粹》、《吴都文粹》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版本三. 《唐音》、《瀛奎律髓》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版本四.  《吴都文粹》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寂,但余钟磬音。

版本五. 《文苑英华》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寂,但余钟磬音。

版本六.  《御定全唐诗》中列出:
“竹径”、“一径”、“曲径”三种 和
“通幽”、“遇幽”两种写法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径)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寂,但余钟磬音。

 

 

源自: 《明实录研究》谢贵安 著
       不要以为《明实录》完全是在清代编完《明史》后才最终焚毁的,其实在明代就有焚毁草稿/底稿的规定。
     《明实录》涉及明朝宫内机密和皇帝隐私,所以明政府制定了“崇重秘书,恐防泄露”的制度,将实录藏诸禁中,秘不示人。并且规定,每一朝实录修成之后,都必须把底稿加以焚毁。明代焚毁实录底稿还有专门的地点,那便是宫禁中太液池畔的芭蕉园。明代黄景昉《国史唯疑》称:“《实录》成,……其副稿虑为人见,例焚之芭蕉园,在太液池东。”明代负责焚毁实录底稿的人,是“直文渊阁入阁预机务”的首辅,即实录的总裁,并且还要在司礼监宦官的监督之下进行。至于《明实录》的正本,则于修成之后进呈皇帝,藏之官中内府,世宗时被火焚毁后则重抄一份藏之于新建的皇史宬中。
         然而,藏于皇史宬的《明实录》装潢精美,地位十分崇高,其目的是“秘之金匮玉函,以传万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所以就连皇帝阅读也必须“尚冠恭看”,即须遵循一定的礼仪,穿戴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阅读,“不尚冠不敢恭看”。于是,神宗着令开馆重新抄写了一套《明实录》,藏在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内,仍然是仅供“御览”。此外,为便于后代修实录查阅参考,实录另抄一套副本藏诸内阁。于是,长期以来,除了皇帝和少数内阁大臣和修纂后朝实录的史官以外,极少有人能看到深藏宫中的《明实录》,正如弘治朝内阁大学士丘濬在给孝宗皇帝的疏中所指出的那样,《大明实录》、《大明宝训》等书“天下臣民无由得见”。
       由于来源于政府档案的“国史”《明实录》深藏宫禁人未识,致使明朝当代的史学生态失去平衡,导致社会上的稗乘野史流行,使明代历史真伪难辨。有人以为野史流行是由国史失实所引起,从一个方面道出了国史对野史的制约关系。诚如前引崇祯时周镳所说的那样,“正史不早裁定,则稗官野史益以缘饰附会,传之万世”。然而,明代社会上野史流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实录》修成后被秘藏禁中,使明代史坛出现国史的真空状态。如果说野史是补国史之失实而兴起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用真实来弥补不实,但实际上野史比起实录的失实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野史的泛滥,主要是因为社会上不见《实录》造成的。顾炎武曾精辟地指出: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间所传,止有《太祖实录》。因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遍于海内。
      他还指出:“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预纂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
 
       然而,明代后期该制度开始松弛,诚如顾炎武所说“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明实录》是被一些能够接触实录的大臣和史官传抄出宫禁之外,而开始在社会上流传的。

       早在嘉靖年间,个别“近水楼台”的内阁大臣,首先破坏保密制度,开始将《明实录》传抄出宫。当时的首辅严嵩、徐阶家中就有实录抄本。因为实录的副本就藏在内阁,所以给了内阁大臣以可乘之机。《明实录》大规模流播民间,始于万历十六年,时神宗下令首辅申时行将历朝实录抄录成小型御览本。在重抄中,诸校对、誊录官乘机“于馆中誊出,携归私第,转相钞录”,致使当时抄实录者“遍及台省”。万历二十二年,因修正史,复取出实录,供史臣参考。官员们再次乘机大肆传抄。万历二十四年,由于乾清宫火灾,御览本《明实录》“旧本亡失”,因此神宗皇帝又一次“命内阁誊进累朝《宝训》及《实录》以“补之”。在这次费时二年零四个月的重录中,《明实录》同样被参与抄录的史官传抄出宫外。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抄录活动,实录广泛流传到民间,出现了“家藏户守”实录的局面。甚至还出现有公开销售实录抄本的现象,每部高达“五万缗”。晚明清初,在京师及江南等文化发达地区,许多巨室拥有明代实录。从中可以考见传出宫禁的《明实录》流传之广。
     《明实录》传出宫禁之对明史研究的意义,无疑与清末发现内阁大库档案之对清史的研究一样重要。它为人们研究明史提供了相当可靠的重要史料,激起了他们重撰当代史或近代史的兴趣,从而掀起了明清两代撰写严谨明史的高潮,使明代历史从野史稗乘的一统迷雾中逐渐显现出真实的面貌;史料主要来源于实录的《春明梦余录》《典故纪闻》、《国榷》和《明史》等严谨史书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野史的蔓延,使有关明史的史学生态渐趋平衡。
源自: 《十通》

宰相:主宰行政权力的首席官员,百官或部门之首长称“相”,俗称宰相。

黄帝置六相
有十六相
殷湯有左右相
周成王有左右相
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
始皇又始置相國

丞相,嘗置相國左右丞相尋復舊;成帝改御史大夫爲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爲三公皆宰相也

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亦爲宰相
後漢太尉、司徒、司空爲宰相;獻帝復置丞相

魏(三国)丞相司徒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爲樞機之任亦宰相也,又置大丞相及相國

惠帝改丞相爲司徒尋復舊俱爲宰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亦是相也

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爲丞相或爲相國多非尋常人臣之職
後魏、北齊亦置丞相俱爲宰相,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亦宰相也○
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

内史納言是眞宰相○

大唐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中間嘗改爲左右相,他官參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

--以上摘自《十通》:三通典/通典/卷十九

中書令及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及同平章事爲宰相,左右僕射亦爲宰相;
後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親王、樞宻使、留守節度使有兼。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皆謂之使相,不預政事非宰相也。

宰相府,左右宰相南宰相府,左右宰相
南面官有東京、中京、南京左右宰相;左右平章政事。

尙書令、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爲宰相。

中書令、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爲宰相。

初有左右相國。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官,屬中書省以掌庶政,後革中書省置殿閣大學士列六部之上遂爲相職
--以上摘自《十通》:三通典/续通典/卷二十三

清代内閣、殿閣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掌宣綸綍贊理庶政内外諸司題疏到票擬。... ...
       軍機大臣無定員由滿漢大學士及尙書侍郎奉特旨召入。自雍正十年三月大學士等遵旨議奏辦理軍機處密行事件。... ...(未见任何关于宰相称谓)
--以上摘自《十通》:三通典/清朝通典/卷二十三/職官/

 

所以历朝历代“宰相”是个统领百官首长之通俗称谓,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清代所谓“宰相”既无人可以享有百官之长之名,也无实际统领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