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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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清华大学总能在校园中心区看到那座标志性的汉白玉西洋式拱券门,上书清末重臣那桐“清华园”三个大字,至于“清华园”来历可能多数人都不大清楚。小伙伴们大多会以为清华大学名称的由来可能与“清华园”相关。历史上“清华园”的确存在过,并与明代一座同名私家园林有关。但是这座明代清华园实际地理位置并不在清华大学,而是位于今天北京大学的西侧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
原武清侯别業額曰“清華園”,廣十里,園中牡丹多異種,以緑蝴蝶為最,開時足稱花海。西北水中起髙樓五楹,樓上復起一臺,俯瞰玉泉諸山,御書“青天白日”四字於中,東西書“光華”、“乾坤”相對,字各長二尺餘。

補燕中不乏名勝,大抵皆貴璫墳院,位置一律殊不雅觀,武清侯海淀别業引西山之泉滙為巨浸,繚垣約十里,水居其半,叠石為山,巖洞幽窅,渠可運舟,跨以雙橋。堤旁俱植花果、牡丹以千計;芍藥以萬計,京國第一名園也

海淀清華園,戚畹李侯之别業也,去都門西北十里。湖水自西山流入御溝,人無得而逰焉。淀之水濫觴一勺,都人米仲詔濬之築為“勺園,李乃搆園於上,而工制有加米顔之,曰“清華。初至,見茅屋數間,入重門境始大,池中金鱗長至五尺。别院二邃麗各極其致,為樓百尺,對山瞰湖,堤栁長二十里。......


上面提到的明代清华园的主人武清侯,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李伟。他的女儿在嘉靖年间被选入裕王府,后来为裕王朱载垕生下一个儿子,名叫朱翊钧。1566年裕王即位,即穆宗-隆庆皇帝,作为国丈的李伟便被授予官职和田地,成为外戚勋贵。穆宗在位六年就驾崩了,1572年朱翊钧即位,即明神宗。神宗即位后,李伟被擢升为都督同知,授武清伯爵位,不久升为武清侯

李伟凭借皇亲国戚身份发迹后效仿文人墨客,附庸风雅,在风景秀丽的海淀地区以画家米万钟的“勺园”园址周边修了一处规模很大的私家园林,名为清华园。史载,清华园方圆十里,《燕都游览志》称:“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足称花海。西北水中起高楼五楹,楼上复起一台,俯瞰玉泉诸山。”《明水轩日记》则云:“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清华园西望瓮山(今颐和园万寿山)、玉泉山,控万泉河与瓮山泊东流诸水,依山傍湖,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园林的美学思想。

李伟去世后,其子孙承袭此园。明亡后,这座外戚勋贵的园林也渐进荒废了。

清人入主中原,康熙帝看中了这片地区,在清华园旧址基础上改建成畅春园(北京大学西侧)。清华园当年的柱础被畅春园当做建筑基石,卧摆在畅春园大宫门西朝房根脚下。清华园当年的城砖被畅春园用来做墙基。清华园的水井,封存在畅春园大宫门东朝房西北角。明代的清华园遗存今已无迹可考。从历史文献的记述中,从文人的诗词中,仍然可以领略其风采;就造园而论,清华园不愧为北方的水景园,“都下为名园第一”;就其园艺而说,广植牡丹,“足称花海”,引来“绿蝴蝶为最”为当时一大特色;堪称是明代万历年间造园杰作之一。

聖祖仁皇帝《御製暢春園記》:
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㶁㶁滙于丹稜沜。沜之大以百頃沃野平疇,澄波逺岫綺合繡錯,蓋神臯之勝區也

朕臨御以來日夕萬幾,罔自暇逸,久積辛劬,漸以滋疾。偶縁暇時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顧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偉因兹形勝構為别墅...爰詔内司少加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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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央人民政府建都北京以来,一切建设计划,都在迅速开展。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就是负责计划首都建设的中心机构,在该会的总计划中,海淀附近业经指定为文化教育区,其范围大约是北至清河,南至长河,东至元朝西土城迤西,西至颐和园迤东。本文所谓海淀台地、巴沟低地,都在其中,而海淀镇正好是它的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范围以内,以风景论,自然首推旧日园林散布的低地,但是以建设价值论,当以海淀台地为第一,海淀台地虽然为旧日园林建筑所不取,却正合乎今日新时代的需要。十数年后,这一地区必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教育区。在这分区发展的计划中,海淀镇必将成为本区社会生活的中心。

 

现在看来,50年前这段实地考察的结果,从微地貌的分析来看,海淀镇作为首都文化教育的中心,正好处于海淀台地与巴沟低地之间,并且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海淀台地乃是最好的建筑区,这对日后各重要文化教育单位的选址就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来从白石桥一直到海淀镇的沿路建筑迅速发展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看来,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篇报告既强调了“海淀台地”的建筑价值,还应该进一步说明它的建筑价值,正是由于在其西侧还有“巴沟低地”上水乡景色的衬托才更加重要起来。

实际上在这篇报告中曾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巴沟低地的开发过程,从原始的水乡景色和早期农业聚落的出现,一直到明朝私家园林的兴起和清朝皇家御园的营建,都和巴沟低地及其泉流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乾隆年间在巴沟上游的水源地区由乾隆帝本人决定兴建了“泉宗庙”,并为附近28处泉源命名刻石,诸泉下游汇成湍湍清流,下注海淀镇西大街北口外的畅春园,最后引入圆明三园之一的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这就是现在的万泉河,只是河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海淀镇得名的由来。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原报告中也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里只能略作说明如下:
”字原是华北平原上湖泊的通用名称,晚至明清时期,北京天津地区尚有“九十九淀”之说,极言其为数之多。可是保留到现在的就极少了,有名的白洋淀就是其一。海淀”一名,原来也是湖泊的名称,冠以“海”字,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我在报告的原文中,曾引用了明朝人蒋一葵《长安客话》一书中的一段描述,并加补充说明如下:
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按此指万泉庄一带之泉),滮洒四出,淙泊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远树参差,高下攒簇,间以水田。町塍相接。盖神皋之佳丽,郊居之胜选也。北沟之水,来自巴沟,或云巴沟即南淀也。

这段引文中所谓“北海淀”与“南海淀”,所指都是湖泊,而非聚落,现在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这南北两个海淀最初虽然都是湖泊的名称,但是随着当地农民的不断经营,开发水田,种稻植荷,不仅获得了生产上的价值,还进一步带来了近郊居住的优美环境。可以设想最初在这里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就在水田东坡上的高地居住下来。日出而作,就从高地下到低地,日入而息,又从低地回到高地。日久天长,于是以北海淀和南海淀见称的两个居民点也就开始形成,从此湖泊的名称也就同时应用于聚落的名称了。
实际上早在金朝末年和元朝初期,南海淀作为当时的北京城通往居庸关的必经之路,已经见于记载,详见报告原文。此不多赘。直到现在,海淀镇上的八一中学和乐家花园所在的地方,仍称南海淀。至于北海淀作为聚落的名称,其故址就在今海淀镇北大街和北京大学校内燕南园一带地方。详细的考证,此不俱录。实际上作为湖泊的海淀和作为聚落的海淀,曾经长期并存,直到清朝鼎盛之时,由于附近一带皇家园林相继兴起,于是作为原始聚落的南北两个海淀,也就迅速发展起来,终于形成一个海淀镇

如上所述,导致海淀镇兴起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就是海淀镇西北低地上的畅春园,其主要水源之一,来自巴沟乾隆中期又进一步开发巴沟上游水源,在低地的中心建筑起一座“泉宗庙”,就地开发泉水28处,分别由乾隆命名,刻石为记。于是近在泉宗庙东北台地上的农村聚落,也就获得了“万泉庄”的名称。而诸泉下游汇而北流的小河,进一步补充了下注畅春园等下游诸园的流量。因此泉宗庙的兴建,可以看作是海淀镇发展史上早期鼎盛之时的一个标志。

清朝乾隆、嘉庆之后,国势日衰,相继而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于1860年和1900年两次入侵北京,海淀镇附近地区的皇家园林及附近诸园,惨遭劫掠焚烧或不同程度的抢劫和破坏,海淀镇也就逐渐衰落下来。这期间的变化过程,原报告略有说明,此不多赘。

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从清末一直到人民中国建设之初,海淀附近在环境变迁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水源的破坏,突出一例就是巴沟低地上泉宗庙被彻底拆除和附近诸泉的湮废。其结果是巴沟低地上原有的水乡景色,逐渐消失,海淀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势,也因此而深受影响。原报告中未曾着重说明这一点,只是片面强调在新设计的文教区内,“以风景论,自然首推旧日园林散布的低地,但是以建筑价值论,当以海淀台地为第一。”结果是近50年来,海淀台地上的建筑与日俱增,巴沟低地上的风景优势,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近2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海淀镇的建筑也在不断地扩建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巴沟低地和邻近海淀台地的边缘部分,开始被建筑地段所占用,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原来南海淀街路西的乐家花园和八一中学,都处于海淀台地的西部边缘,再向西去,就是巴沟低地上的从万泉庄北流的小河,现在也就叫做万泉河了。近年来海淀镇上的建筑区,一直向西扩展的结果,已经到达巴沟低地上万泉河的东岸。万泉河原有天然渠道也被截湾取直,并用水泥沏成垂直下降的两岸。紧傍河的东岸,栋栋的高楼相继建成。原来低地上的农村,南自巴沟,北至海淀镇正西方的六郎庄,不断有外地人口流入,已经逐渐超过本地人口,而农业耕作却在日益衰退。昔日风光秀丽的田园景色,逐渐在消失之中。
近十年来,随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迅速发展,海淀镇已经从首都的文化教育中心又进一步发展为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心。同时海淀地区生态环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已经开始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了。

 

1999年4月12日

摘自  候仁之 教授《晚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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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录》是明代薛应旂编纂的一部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颇高。在体例上,此书恰当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编纂优点,克服编年体之不足,充分保证全书结构的合理、完备。

《宪章录》凡四十七卷,属编年体史书。作为明代当代史较早的一部著作,《宪章录》自万历元年(1573 年)成书,二年付梓刊刻后,即为世人所重。谈迁撰《国榷》,采诸家之书百余种,其中有许多史实源自《宪章录》。
 

清代,论者对《宪章录》多持贬低态度。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宪章录》“可谓遗秽青史”。乾隆间,四库馆臣更认为此书“摘杂书,颇失甄别”;而且,由于书中载有女直等事而被禁毁,未能收入《四库全书》,致使《宪章录》长期湮没不彰,流传较少,至今学界对该书的价值尚未给予足够重视。

《宪章录》基本体例为编年体。全书以时间顺序,把明代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统一在年、月、日的记载当中,清晰了然。然而,编年体史书自《春秋》以来,到明代已趋于高度完善,表现在《宪章录》一书,就是它在编年体中融入了其他体例的某些特征。

其一,《宪章录》汲取了纪传体的编纂特点。纪传体史书的产生虽晚于编年体史书,但自其产生之初就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并对其他体裁的史书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之一就是编年体史书汲取了它的某些特征。就《宪章录》而言,其中出现的一系列人物传记,就是受到了纪传体中“列传”的影响。《宪章录》在记载人物传记时,能够巧妙的将传记切入编年体之中。

其二,《宪章录》结合了纪事本末体的编纂特点。纪事本末体是南宋袁枢创立的一种完整记述一件事情首尾的史学体裁,它一定程度避免了编年体一事散见于数年中以及纪传体一事散见于纪、传、志中的弊端。在按照编年顺序编排史实时,也恰当应用纪事本末体的编纂特点叙述史实。书中常用 “先是”、“初”、“至是”等词插叙事情的原委。

可见,《宪章录》基本体例虽属编年体,但已有所变通,自觉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裁的优点,克服编年体的不足,充分保证了《宪章录》结构的合理、完整,内容的详略得当。《宪章录》在体例上的这种变通无疑是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这一点实际也是明代史书体例趋于完善,并走向“综合化”的充分体现。

尽管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有明一代,史学发展相对迟缓,甚至有“有明一代无史学的”论断。所幸的是,《宪章录》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记载了大量的官修文献,书中以时间顺序,对此类文献的编纂原因、经过等具体细节都有详实记载,史料价值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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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并无决策权,且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

翰林院是诏书起草、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
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


明代沿袭元代制度而略有改变,正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所云“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

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
建文朝改制,“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待诏,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改孔目为典簿,改中书舍人为侍书,以隶翰林”。
太宗朝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但仍以修撰、编修和检讨为专职史官,隶翰林院

 

由此可见,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然有所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三《职官志-》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仪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诰敕,以学士一人兼领。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车驾幸太学听讲,凡郊祀庆成诸宴,则学士侍坐于四品京卿上”。

翰林学士是翰林院的最高长官,他的职掌表明翰林院具有三大职责

起草浩敕

修纂史书

文翰供奉。


翰林院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专职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根据明代修史事实,我们也能发现明代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当时的史臣在奏疏中多次提到过“史馆”。

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史料说明,翰林院的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明代史馆修纂的最重要的史书《实录》,便常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的决策。,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此外,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

史馆与内阁的这种嗳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史馆馆址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距内阁相距不远。如此,内阁插手史馆从工作便利条件上也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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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清初的动荡之后,到了乾隆时期,满清政权已经建立百年,其统治已经非常稳固。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瓦解民族意识,达成统一思想,在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的同时,下诏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即《贰臣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贰臣传》时,乾隆帝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诏曰: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
... ...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乾隆帝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这些人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
乾隆要求对贰臣们区分对待,分两种情况:
一是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编入甲编
二是毫无建树,编人乙编

以此可以彰显乾隆通情达理,减少了贰臣后人抵触情绪。而对那些对明清都不尽忠的降官列入乙编,就更加证明了编辑《贰臣传》的必要,容易与汉族知识分子得出共识。

《贰臣传》甲
刘良臣、刘泽洪、孙定辽、孔有德、王鳌久(王鳌永)、王正志、徐一范、徐勇、郝效忠、马得功、李永芳、孟乔芳、张存仁、刘武元、祖可法、尚可喜洪承畴、刘芳名、李国英、张勇、祝世昌、鲍承先、王世选、祖大寿、祖泽润、祖泽洪、邓常春、耿仲明、全节、吴汝玠、宋权、王宏祚、李化熙、任浚、曹溶、卫周允(避雍正名讳,本名应为卫周胤)、李鉴、胡茂祯、高第、孔希贵、张烜、徐起元、贾汉复、张天禄、张天福、马宁、常进功、卢光祖、高进库、霍达、吴六奇、陈世凯、田雄。

《贰臣传》乙
孙得功、马光远、沈志祥、谢升、金之俊、胡世安、田维嘉、沈维炳、房可壮、刘汉儒、黄图安、高斗光、王永吉、王铎、王无党、左梦庚、许定国、赵之龙、梁云构、刘良佐、刘应宾、苗胙土、张凤翔、吴伟业、夏成德、冯铨、李若琳、谢启光、孙之獬、李鲁生、吴惟华、土国宝、鲁国男、陈之遴、刘正宗、周亮工、钱谦益、魏琯、潘士良、李犹龙、王之纲、任珍、梁清标、党崇雅、卫周祚、戴明说、刘余佑、龚鼎孳、刘昌、孙承泽、熊文举、薛所蕴、李元鼎、傅景星、叶初春、张若麟、唐通、董学礼、骆养性、陈之龙、柳寅东、方大猷、陈名夏、高尔俨、张忻、张端、白广恩、南一魁、张缙彦、孙可望、白文选,共 157 人。

看官应该注意到了这里没有吴三桂!不是乾隆把他忘了,而是乾隆皇帝根本没承认吴三桂是满清大臣,只能算是逆臣果然,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谕示国史馆,用《贰臣传》例,编纂《逆臣传》。在《逆臣传》中吴三桂、耿精忠都光荣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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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南宋·曾敏行所撰史料笔记,共计十卷,为作者积所闻见而成。

据书前杨万里序,当成书于淳熙十二年(1185)。杨序称“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多记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见闻。于南渡后刘、岳诸将,皆深相推挹。”

《独醒杂志》为研究两宋的典制、故实、诗文均能提供一些重要可信的资料。
全书分十卷,共有二百五十五条,考其内容,可略分为如下几类:

一、宋朝政事及典章沿革,内容包括政事、官制、科擧、经济等内容,而犹重官制和科擧。
二、宋代著名人物的逸事,内容较多,而且各阶层、各门类的人物皆有,可补宋代人物史传之不足。
三、有关江西地方志的史实,曾敏行世居江西,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易于考辨闻见。
四、有关谶语、因果、神仙、宗教、炼丹、法术等的记载。此项内容在书中颇为多见,但考其所言,多荒诞无稽。曾敏行本人颇喜阴阳五行推测吉凶之说,故至于此。

 

源自:

《梅村家藏稿》是清代吴伟业撰别集,共五十八卷,包括诗二十卷、词二卷、文三十五卷、诗话一卷。其中五古,七古近一百六十首。这一百六十首古诗中长篇巨制约占半数,可称得上长篇叙事诗的就有二十余篇,二十多篇长篇叙事诗这个数目在整个吴伟业诗集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但是,在长期以来不发达的中国古典长篇叙事诗的发展史上,却是前无古人,后无继者。且这二十多个作品中的大多数,三百多年来被诗评家们一致公推为名篇佳构。从对这些长篇叙事诗的初步研究的结果看,无论在诗歌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吴伟业大量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开创了有清一代长篇叙事诗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也奠定了吴伟业本人在中国古典叙事诗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前人没有论及的。 同时,他还精工词曲书画,堪称博学多才,著述宏丰。他的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因而有“诗史”之称,代表吴伟业诗歌突出成就的,当推《圆圆曲》,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吴梅村发展了古代七言歌行的体裁,形成了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时人称之为“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坛的诗风。清代很多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梅村体”的影子。

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汉族,江苏太仓人。 明崇祯元年(1628)考中秀才,崇祯三年(1630)中举人,他崇祯四年(1631)23岁参加会试,以第一名获隽;紧接着廷试,又以一甲第二名连捷。当时有人怀疑这里面有舞弊之嫌,主考不得不将其会元原卷呈请御览,结果崇祯皇帝在卷子上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物议平息。 这使吴伟业声名鹊起,并因此对崇祯皇帝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知遇之感。不久,吴伟业假归娶亲,十分荣耀。在仕途上,初授翰林院编修,继典湖广乡试,崇祯十年(1637)充东宫讲读官,十三年(1640)又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左中允、左谕德,转左庶子。其问虽然因为朝内党局纷争而受到一些牵累,但其官阶却一直在步步上升。晚明时,东林、复社与阉党争斗不断,吴伟业在仕途上颇不顺利。他见明王朝风雨飘摇,日薄西山,遂辞左中允、左谕德、左庶子等官,拒绝赴职。弘光朝时,他被召任少詹事,发现控制朝政的马士英、阮大铖实为腐败国贼,仅两月便愤然辞归。

后来清兵南下之后,梅村先生隐居不仕,以复社名宿主持东南文社活动,声望更著。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是由明入清的大臣,当时正置身子新朝的党争之中,试图借吴梅村的声望和文采以结主上,同时希望他也能入阁,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极力荐举吴梅村仕清。然而,正因为吴梅村是一个名声赫赫的先朝遗老,他的出仕客观上将造成瓦解人民抗清斗志、为清廷怀柔政策所利用的消极影响,所以,他的许多好友和一般遗民志士对此都坚决反对,力加劝阻,侯方域就曾致书吴梅村,提出种种异议。然而,吴梅村慑于清廷淫威,碍于老母敦促,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被迫应诏北上,在到京次年被授为秘书院侍讲,后来又升国子监祭酒。吴梅村内心对自己的屈节仕清极为歉疚,痛悔无绪,常借诗词.以写哀。顺治十三年(1656)底,以丁忧南还,从此不复出仕。

康熙帝亲制御诗《题吴伟业集》
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
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
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

对吴梅村诗歌给予恰当中肯的高度评价,肯定了其诗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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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为晚清唐景嵩所著。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 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赴越南招刘永福黑旗军。次年,抵越南保胜,劝刘永福内附。以功赏四品卿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编立四营,号景字军,入越参加抗法斗争。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嵩目睹时艰,以吏部候补主事身份,抱忧国忧民心绪,主动请缨赴越参战。这部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作者赴越经过及中法战事。因原稿大部分失诸战火,今人所能见到的,乃战后作者在残缺日记基础上补充而成。名曰“日记”,实为日记与回忆录的混合体,或称日记体回忆录。因其中有追记的部分,故记述不免舛误,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参战者留存下来的文字,其史料价值仍不容低估,尤其是研究中法战争陆路东、西两线战场方面。

       中法战争后期清军在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战争结束后,唐景嵩率军回国。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调任福建台湾道”。光绪十七年(1891年)升迁布政使。二十年,署理台湾巡抚。在任布政使驻台北期间,时邀名士吟咏于官署。唐景嵩在台南及台北带动地方文风,有功于台湾地区的诗歌传播。

       中法战争后期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法国总理茹费里等内阁集体垮台。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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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实录》经过三次修纂。前两次所修的书稿都被朱棣销毁,第三次改修后的《太祖实录》遂成为定本,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然而,今本《太宗实录》前附有“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共四年的史事,这是万历时补修的朱允炆建文朝的历史。本来,深知“灭其朝必先去其史”的朱棣,一再篡改《太祖实录》,就是想要消除朱允炆的影响并粉饰自己,为此,他甚至削去建文年号,将建文元年至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然而,纸包不住火,雪掩不住人,历史是无法删除和篡改的,从英宗时开始,便直有许多仗义直言的文臣如王祖嫡、杨守陈、焦竑、李清等为建文鸣不平,要求恢复建文年号并改纂建文朝实录。据柷允明的《野记》所载,英宗时,张太皇太后大渐,召三杨于榻前,问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者?杨士奇提出了三件事,其中之一是“建庶人虽已灭,曾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起一朝《实录》,仍用建文之号”。太皇太后说:“历日已革除之,岂可复用?” 杨士奇答道:“历日行于一时,《实录》万世信史,岂可蒙洪武之年以乱实?” 结果“后颔之”。但祝允明的《野记》可信度不大,不过它反映出一个信息,即明代受直书教育的史臣们对明成祖朱棣去建文之史的做法早就不满。成化至弘治时,詹事杨守陈在史馆曾说:“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 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纪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采辑,尚可补国史之缺。”但这些建议都没有获得批准

至万历时,为建文复年号和修实录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神宗实录》卷一九六载,万历十六年三月王辰,大学士申时行在一封奏疏中曾说:“(国子监)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年号,改正《景皇帝实录》。”复建文年号与为建文修实录是关联在一起的两个问题。焦竑在《修史四事疏》中也提出复建文之年号:“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无专记。……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 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尽管复建文年号的请求未被采纳,但为建文朝修实录的建议却获得批准。据《明史·艺文志》二载:“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于是,一些史官搜集建文朝史料,撰成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之后。申时行请单独为此实录标立建文年号,但被神宗否决。于是,最终在《太宗实录》卷一至卷十五,便有了“奉天靖难事迹”和洪武三十五年的要录,其实是建文朝的实录。

 

   由于建文朝的实录修得简略,且标以洪武系年,所以沈德符抱打不平道:“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二耳。”崇祯十五年,都尉巩永固、给事沈胤培俱疏请恢复建文年号,并重新收集史料撰写建文实录,但未被采纳。到南明时,福王弘光政权的给事中李清,再次提请追议建文、景泰二帝庙号,于是福王政权上故懿文太子庙号曰兴宗,建文帝庙号曰惠宗,景泰帝庙号曰代宗。不久,李清“又疏请修《建文实录》”,他的奏疏大略云:“惠历载有四,其《实录》成之甚易,祗缘当时珥笔诸臣摇手革除,于是化国史为家乘,而子虚乌有皆佐笔端,则《史彬致身录》其最也。若非先臣《吴宽集》中载彬墓铭甚详,安知从亡之说赝,而从亡十臣之说皆赝之赝乎云云。”同时,另一位儒臣万元吉也有类似的建议,《明史》本传载:“福王立,元吉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从之。”旋以南京失守,他们的建议都“不果行”,成为泡影。

 

    英宗朱祁镇在抗击蒙古瓦刺部内侵的土木堡战役中被俘,蒙古人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朝廷大臣遂拥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是为代宗景泰皇帝。景泰七年,已放归北京的“太上皇朱祁镇发动政变,夺回了帝位,改元天顺。从此,代宗被贬为戾王景泰七年的历史,在英宗之子宪宗修的《英宗实录》中,也被作为“废帝郕戾玉附录”,附在正统朝之后,由于有以上的复杂背景,因此《英宗实录》的修纂过程,就出现了一些波折。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皇帝去世,其子宪宗继位,七个月后,即天顺八年八月戊戌,宪宗皇帝决定为他多灾多难的先父树碑立传,修纂《英宗实录》。这次修纂实录,大量征用了外地官员及起复了休假、丁忧回籍的京官。然而所征招的官员中,不少人似乎有些不大情愿修实录。深层原因大概就是不愿因修是非多的《英宗实录》惹上麻烦。
    在《英宗实录》的修纂过程中,史馆还将景泰皇帝的历史编入一百八十七卷至二百七十三卷,以“废帝郕戾王附录”的名义,附于《英宗实录》的正统朝之后。在编纂过程中,有入主张革去景泰帝号,尹直坚决反对,据《明史》卷六八本传载:“成化初……与修《英宗实录》。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吕邑旋立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所以,尽管修成后的实录称“郕戾王附”,但在正文中,仍然称朱祁钰为“帝”

 

    从严格意义上讲,崇祯实录已经不属于《明实录》之列。崇祯死后,明朝灭亡,其身后所修的实录及长编都是清人追纂,不复实录原意。清初,设明史馆修《明史》,为了收集、排比资料,遂据明宫档册纂成《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有关崇祯的《实录》,今存两种:一曰《明□宗□皇帝实录》,一曰《崇祯实录》前者仅记天启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崇祯即位期间的事,后者则记崇祯改元以后的事,从崇祯元年止月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书合起来正好是崇祯朝完整的实录但这二部实录却并非一书。

     《明□宗□皇帝实录》书作者及成书年代,黄彰健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清初明史馆修本:“《明□宗□皇帝实录》,系记天启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崇祯帝即位后事。崇祯帝系亡国之君,自无实录。然今存《明史考证攈逸》卷二六及二七,曾引《明实录》记崇祯即位以后事,其所引计九则。《明史考证》系史馆本,则此所附《明□宗□皇帝实录》,亦可能系史馆本也。”笔者认为黄先生之言未尽是。《明□宗口皇帝实录》并非清初明史馆官修之书,很有可能是一些汉族史臣私人所修,从书对满清的称呼可见,它既不敢称呼为虏、奴,又不愿称为金、满和清,而是称之为建”
       清给崇祯追谥号“庄烈愍皇帝”,庙号“思宗”,作者干脆将庙号谥号空着,对清的愤懑抗议尽在不言之中。《崇祯实录》同样未署作者和成书年代,但可以是清初明史馆所纂辑。书中径称“清兵”。

 

所以今人所看到的《明实录》虽无建文帝、景泰帝、崇祯帝三朝实录之名,却也部分保留了三朝实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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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师纪略》是明末茅元仪所著。茅元仪生于浙江吴兴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茅坤是著名的文学家,父亲国缙(一作晋)官至工部郎中。在家庭的熏陶下,茅元仪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读兵、农之作。成年后又熟谙军事,胸怀韬略,对长城沿线的“九边”之关隘、险塞,都能口陈手画,了如指掌。

       茅元仪立志报国,目睹明廷阉党弄权,国运衰落,武备废弛状况,于焦急忧愤之时,发奋著书立说,刻苦钻研历代兵法理论,将多年搜集的战具、器械资料,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辑成《武备志》,于天启元年(1621)刻印。自此以后,这位年轻学子声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高阳公)督师辽东,与同僚鹿善继、袁崇焕、孙元化等人一起,在山海关内外考察地形,研究敌情,协助孙承宗作战,抵御后金的进攻,并到江南筹集战舰,加强辽东水师,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在孙承宗指挥下,明军在辽东收复九城四十五堡,茅元仪也因功荐为翰林院待诏。《督师紀略》就是记述随孙承宗督师辽东,加固边防之事。

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于崇祯十二年(1640)悲忿纵酒而亡。

茅元仪一生著述甚多,除了《督师纪略》还有《武备志》、《复辽砭语》、《石民四十集》、《石民未出集》、《暇老斋杂记》、《野航史话》,《石民赏心集》、《谕水集》、《江村集》、《横塘集》等六十多种,数百万言。但因至清朝屡遭禁毁,散佚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