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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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孝宗幸天竺,至灵隐,有辉僧相随。
见飞来峰,问辉曰:‘即是飞来如何不飞去?’
对曰:‘一动不如一静。
又见观音像手持佛珠。问曰:‘ 何用?’


曰:‘要念观音菩萨。’
问:‘自念何甚?’
曰:‘求人不如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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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无标点,通篇文字,此为常识。所以,为了让今人阅读无障碍,整理古籍,首先是施以标点。常听说前辈学者训练学子,课以标点白文十三经。我在日本指导研究生读原典史料,最初也想运用这种方式,复印了《四部丛刊》本,让学生直接译成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结果一做下来,就发觉没有标点的原典,学生做起来极为困难,有时会因错误断句而错译。因此,我不得不在课堂上加上一道程序,由我加上标点,然后再让学生翻译。

       为什么古文没有标点?学生不解,向我发问。
       我告诉学生,其实古代人读书也需要标点,叫做句读(音:斗)。不过,这种句读一般不体现在印刷上,而是由读者标上。
      

       事实上,对于没有标点的文章,古人读起来同样有阅读障碍。最近整理《钱塘遗事》,在卷2《庆元侍讲》条就看到一条史料:

    宋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

       经赵汝愚推荐,朱熹成为宋光宗的老师。朱夫子积极性很高,编了不少讲义进呈给光宗。光宗看了很高兴,就让朱熹把讲义加上标点再送来,以便阅读。

       光宗自幼在宫中接受严格的正规教育,阅读当代人写作的文字,应当不成问题。但他依然觉得没有标点阅读不便,所以才“令点句以来”。
       这件事尚保留有比较早期的记载,《两朝纲目备要》卷3光宗绍熙五年十月辛丑“是日命朱熹讲大学”之下载:

    上忽宣谕曰:“向日令卿写讲议册子,何久不进入?”奏曰:“未奉进止,未敢遽上。”上曰:“速进来。”初,熹既写成册子,欲点句读而未敢启。上忽曰:“可一就点成句来。”奏曰:“容遵禀进入。”

        这段原始史料很有意思,可圈可点。第一,反映了宁宗阅读文章,需要有标点;第二,反映了朱夫子并不迂腐,他遵照宁宗的指示,把讲义写好后,本想施以标点,但担心损伤宁宗的自尊心,让臣下觉得宁宗读不懂无标点的文章。由于有这样的顾虑,朱熹迟迟未将讲义进呈,直到宁宗催问,并明确讲,要他“点成句来”,朱熹才放心地将讲义加上句读进呈。

       宁宗依赖标点阅读不是特例。稍稍查阅了一下,我看到了宋高宗的例子。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条载:

       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安国因荐司勋员外郎朱震。

       胡安国虽然拒绝了高宗的命令,但也反映了高宗希望阅读有标点的《左传》,所以才让胡安国点句。比南宋高宗还有更早的例子。

        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引述司马光《日记》云:“黄昏进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鼓起读,点句攒点进入。

      看来皇帝读以四六文骈句为主的制诏,也要事先给加上标点。

 

宋代以后的皇帝在阅读文件时,也需要标点。明人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22载:

   凡表笺,洪武间令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

       朱元璋或许是个特例,他文化程度不高,并且对文人有几分本能的敌视,此外还有蒙古人白话诏敕的影响,他不喜欢文绉绉华而无实的四六文,要求官僚把表笺写成散文。在传世的明初诏敕中,就有不少是白话文体。即使是散文,朱元璋也难以完全顺畅地阅读,因此,他要求用红笔标点之后再行呈上。

      点句,不仅是皇帝为了扫除阅读障碍而行使的特权。古代普通的士人在读书时也要标点。
      点读古文,对于研习文史古典的学者来说,应当是基本功。圈圈点点,看似容易却艰辛。专业为这一领域的学子,皆应接受点读古书的训练。不能做过去的皇帝,指望别人的点读。缺乏这样的基本功,其他的各种训练都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功夫。

       标点古书,往往使名人出丑。记得鲁迅这样说过。点读古书,实际上就是文言阅读的训练。这样的功夫欠缺,即使是阅读或使用带有新式标点的整理本,也可能出问题。新整理本的标点如果有误,也不会有辨别能力,而被误导。

        新整理的古籍标点本,为读者阅读与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新标点本也不尽完美,标点错误往往而在,但毕竟有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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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文人都说愿活在大宋,作宋朝人。因为宋官家赵皇帝对待文人士大夫宽容无比,不像后来的朱皇帝稍有不中意就会被拉出去打屁屁,更不会杀文官泄私愤。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誓约传世子孙:“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果真如此吗?

       目前正史并未见此“誓约”明确详细记载的,首见于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徽宗)又言艺祖(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同样元人编写的《宋史》卷十六上有同样记载,应该是照抄李心传的。

      倒是后来清人潘永因所著《宋稗类钞》记载颇详:称帝后第3年,命人密刻一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间“夹室”之内,称“誓碑”。此后四时祭祀及新皇即位,须恭读誓词。宋历任皇帝皆承故例,按时恭读,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宫人四散,宫门洞开,有人这才看到誓碑内容,碑上书:

1.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

2.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3.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太祖宽厚性格体现在政治上,有两宋320年鲜见对文人及批评朝政者开刀问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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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书为宋朝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古称铁城。绦尝游息于此。
蔡绦,字约之,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蔡京次子。徽宗时,蔡京为太师。蔡京后被钦宗放逐岭而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崇教寺。蔡京其子孙二十三人也一同流放,而蔡绦也流放到白州(广西博白),以后死于此地。《铁围山丛谈》一文称徽宗为“太上”,称高宗为“今上”,并述及高宗南渡后约二十年的若干史实,足见此书系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


       在众多的宋代史料笔记中,《铁围山丛谈》是很重要的一种,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它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年间至宋高宗绍兴年间约二百年的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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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是明朝上二十二卫之一,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首要职责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具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之责,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或武将担任(不能是太监),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不过锦衣卫指挥使大多没有好下场,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遍。

 

据《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记载皇帝郊祀大祭时,锦衣卫官员着大红蟒飞鱼服,配绣春刀:

《出警入跸图》中的红衣者为锦衣卫校尉,着甲扛刀者为锦衣卫大汉将军:

 

绣春刀指的则是在明朝时期锦衣卫的人们所使用的佩刀,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因为锦衣卫想要显示自己和朝廷的亲近之意。从外表的形状上来说,绣春刀是从唐刀而演变过来的,将之前的唐刀和梅花刀等特点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要比雁翎刀轻便许多,绣春刀除了刀脊是笔直的之外,刀刃还带有一些细微的弧度,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用来刺也可以用来砍,威力都是比较大的。而雁翎刀则不同,它弯曲的弧度和绣春刀有着很大的差别。


 

 

最后再说说电影《绣春刀II》里的沈炼。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在《明史》中是入“列传”的。


      沈炼(1507年—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会稽(今绍兴)人。幼聪敏能攻古文,汪文盛以提学副使校浙士,得其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始补府学生。
       嘉靖十七年(1538年)考中进士,历任溧阳、茌平、清丰县令,为官清廉,颇著政绩,为百姓所称道。但因其不阿谀奉迎,而秉性耿直,每每龇龉权贵,被贬职为锦衣卫经历。沈炼任官期间,屡次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上疏历数严党专擅国事,排斥异己,遍引私人居要地,吞没军饷,战备废弛,致东南倭患猖獗,北方俺答寇掠京畿等十几条罪状,要求严正典刑,借以纠正“人心纪纲,败坏难言”。沈炼以低微的职位与严嵩父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的慷慨正义却触怒了嘉靖皇帝,不但当场受到呵斥,还被廷杖数十,贬至保安州为民。
       沈炼携妻挈子去保安(今河北怀来)五年多,虽沦落草野,而发愤抗疏之心犹耿耿不能忘焉。保安系边境地区,当时保安州所属的宣大(宣府镇、大同镇)总督为严嵩干儿子杨顺。他谎报战绩,放纵士兵杀良献首冒功请赏,沈炼获悉在杨顺的庆功宴上献诗一首:“杀良献首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狂,冤魂多少觅头颅”。杨顺忌恨不已。在保安,沈炼还以李林甫、秦桧、严嵩的像作靶,让人日日练射,这使严氏更加刻骨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诬陷他参与白莲教谋反为名杀害了沈炼。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党被劾,严嵩削职,严世蕃处死。到了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为沈炼平反昭雪,追赠光禄寺少卿,追谥忠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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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共计3000余卷,包括:

  • 《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王洙等修纂)150卷、
  • 《元丰增修五朝会要》(王珪、李德刍等修纂)300卷、
  • 《政和重修会要》(王觌、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
  • 《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
  • 《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等编类)200卷、
  • 《淳熙会要》(施师点、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368卷、
  • 《嘉泰孝宗会要》(杨济、钟必万总修)200卷、
  • 《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100卷、
  • 《今上皇帝(宁宗)会要》(陈自强、史弥远分三次奏进)325卷、
  • 《淳祐宁宗会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
  • 《嘉定国朝会要》(张从祖类辑)588卷。
  • 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国朝会要总类》(即《十三朝会要》)588卷。
  • 《宋史·度宗纪》载,曾奉安有《理宗会要》,今《宋会要辑稿》中未见。上述这些会要,除《国朝会要总类》曾刊行于蜀中外,其余均无刊本,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

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

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著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
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
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

明初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

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经过多次整校形成了现在看到《宋会要辑稿》。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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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书分上、下两卷,为明朝王鏊撰。此本乃其退休归里时随笔录记之书,分经传、国猷、官制、食货、象纬、文章、音律、音韵、字学、姓氏、杂论、仙释、梦兆十三类。

        王鏊(ào)(1450年9月22日 —1524年4月14日),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汉族,吴县震泽人(今江苏苏州) 。明代名臣、文学家。 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他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为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孝宗时历侍讲学士、日讲官、吏部右侍郎等职。明武宗时任吏部左侍郎,与吏部尚书韩文等请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事败未成。王鏊博学有识鉴,经学通明,制行修谨,文章修洁。善书法,多藏书 。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
       王鏊在任上尽力保护受刘瑾迫害之人,并屡次劝谏刘瑾。他与刘瑾及其党羽有矛盾,但并未撕破脸皮,他不是被赶走的而是主动求去。刘瑾谋反案被清理后,他的身份不是与刘瑾做过斗争的当时政治正确的受害人,只是提前逃出来的旁观者。此后居家十六年,终不复出。嘉靖三年(1524年)去世,年七十五。追赠太傅,谥号“文恪”,世称“王文恪”。王阳明赞其为“完人”,唐寅赠联称其“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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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毁明史时代背景
       《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征书。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对于缴送的书籍,凡“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三个部门处理:

  • 红本处:审查内阁固有书籍;
  • 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进遗书;
  • 军机处:负责审核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

       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屑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帝本人亲阅之后,在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一年中就搜缴焚书8000 多部。“初下诏时,切齿齿于明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满清藉修《四库全书》禁毁、篡改书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文献、典集方面的损失:这是一场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浩劫,销毁、压制了基本民族精、气、神,断裂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思想钳制活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满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专治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极端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从而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生机。学者为了躲避禁书和文字狱的危险,只是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不去关心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内容,导致思想僵化和科技倒退。它是清代后期最落后、最腐败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禁书行为延缓了社会进步,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禁毁书籍档案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满清对有违碍内容的图书的处理手段主要有销毁和抽毁两种。销毁之书指抵触满清的著作,销毁方法有三:进到之书,奏缴销毁;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板亦同;石刻榻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 抽毁之书指有“谬于是非之处”或违碍满清之处的书,抽毁方法亦有三:
       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摧毁之后,即成残书。除此之处还有改版即删改书板上的原有内容、填匣即《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其中有违碍内容则将书抽去后用衬纸填充书匣。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而遭全毁;《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清代金堡《岭海焚余》一书,因称清政府“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
        根据《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禁书总述》等资料著作的研究记述,还有如下“”字头书籍被满清禁毁总计150余部。“皇明”字头类书籍全部销毁,“甲申”字头类书籍全部禁毁,其它与明朝相关的众多书籍被禁毁。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
         其实这只是满清禁毁书籍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管窥满清禁书之甚。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共禁毁了多少书,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

        全文数字化版《禁毁明代史料》收集民国至近代出版的禁毁书籍中精选保存较完整,品相好,特别是明万历至崇祯朝期间的史部文献汇编而成,是明代史料文献最好的补充。结合书同文古籍数据库中《大明实录》、《大明会典》、《明代史料汇编》、《明清内阁大库史料集刊》、《明神宗起居注》形成目前最为完整的明代史料数字化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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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泥马渡康王”之前,逃到扬州的南宋皇帝赵构正在你侬我侬,忽报金兵即将打到扬州了,因惊吓过度,留下终身后遗症,据说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后来时局稳定了,为了选继承人,只好从宗室的“伯”字辈中挑了七岁以下十个人入宫备选,再挑出两人,正好一胖一瘦。赵构看了以后就先把胖的留下了,瘦的赏银三百两。刚要打发走人,忽然又说:“等会儿,让我再看看”。让二人叉手并立站好。此时正好一只猫从胖子前面走过,这小胖儿不知哪根筋发痒,上去一脚就把猫踢开。见此,赵构说:“这猫儿偶尔从你面前过去,没招你没惹你,干嘛要踢它!做事如此轻易草率,将来如何能当重任!。”随后就把瘦的留下,把小胖赶走了。那个留下的清瘦孩子,就是后来的宋孝宗。那个小胖后来作了温州督监。


        可叹人生,有时当机立断成好事;有时则谨慎小心才是正道,命运往往就在瞬间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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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前不久的“中国诗词大会”上,许多崭露头角的选手都是理工男女。诗词歌赋似乎本应不是他们所长,然而现实却正好相反:不带功利心的学习,才是真心的喜欢“我不以此为业,我以此为乐”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吧,研读历史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历史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过去,同样延续着未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记得易中天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看金庸'。大意是说“经”都是讲大道理的,看一会就会让人犯困,“史”是讲故事的,自然就比较吸引人啦!但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相比就又被比下去了。要是觉得金庸小说看着都絮絮叨叨的话,还不如干脆去看《琅琊榜》或《《芈月传》算了。但是后面这些当代作品跟历史实在相差太远。 要想踏踏实实了解历史,还得看书!那么怎么选择历史书,选哪些书来看?这,就有讲究了。

        我们上小学开始写作文时,老师就说过作文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历史书同样离不开这三要素,而且还得加上事件,包括起因和结果。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史书是怎么编写的,也就是有哪几种编写的体例。先说明一下,由官方组织编写的才叫“正史”,私人道听途说写的那叫“野史”或“稗史”。通常我们推荐选“正史”开始读,假如您首选“野史”也无妨,只当看个乐罢了。

一、伟大的司马迁开创了《史记》这种叫“纪传体”的史书。

特点是:围绕人物中心,依时间顺次展开;人物分主次:帝王本纪、王侯世家、名人列传、公侯将相年表、志(律历、礼乐、职官、刑法、食货、地理、艺文…)。 后世史学家多以此为例,陆续编写了《二十四史》,这样以人物为主线的史书有了。

二、宋代大学者司马光,就是那个曾经“砸缸”救人的小孩,当官后组织编写了那部著名的《资治通鉴》。他没照抄老祖宗司马迁的模子写,而是用“编年史”体例编写。

特点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历朝历代的官方档案《起居注》、《xx皇帝实录》与此非常相似。如此我们又有了以时间为主线的史书了。

三、有了人物和时间,史书重要的还有事件。围绕事件记述历史的书叫“纪事本末”

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的史书体,可以围绕一个或多个重大历史事件从起因、过程、结束均详详细细记述下来。

四、最后少不了史实发生地点,读史离不开地理,在这里就是史书地理类地方志:主要包括疆域图说、历史沿革、城池、坊巷、市肆、物产、风俗、学校、赋役、古迹、选举、历史名人、历任执政官等等。

        史书有了上述几个要素就比较全面丰满了。沿着不同的维度向前走,我们会发现千姿百态不一样的历史人物和事,文字描述的历史情形还原所呈现出来越来越立体的影像。此外有别于前述史书的就是别史/杂史作为参考,还有私人笔记,记载私人搜集记录的民间及个人奇闻轶事,特别是那些在朝中作过官的人写的笔记,是史料很好的补充。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摆布的女人,作为大多数非专业研究历史的读者,大可不必介意,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维度看历史,就会发现历史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有多重要。 周有光老先生曾经说过:“要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不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你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中国。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书似乎成为一种奢侈的东西。不过好在只是的传播方式种类多了。比如:各种手机视频、音频APP,都有各种说史的专题讲坛,而且现在是专家学者直接登场白话,比过去说书艺人讲的要贴近历史多多了。比如:怪嗓子易中天老师的《三国》、京腔京白阎崇年的《明亡清兴》、京油子袁老师等诸位《百家讲坛》都是早期大神级人物,如今更多新生代学者登坛比拼,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上下班时在地铁或公交上听一听,跟着历史的轨迹穿越一下。读历史就如同体验不同的人生,看着前人走过的沟沟坎坎,你想不想再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