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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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曾经有一次在后园里打鸟雀,有人说有急事求见太祖。太祖急忙召见他,他所奏报的是寻常的事罢了。太祖大怒,责问那位大臣(说有急事的)原因,(大 臣)回答:“我以为(这些事)要比打鸟雀重要。”皇上更加恼怒,用柱子上的斧子柄打他的嘴,竟然打掉两颗牙齿(皇帝下手也真够没轻没重的)。这位老兄不紧不慢地从地上拾起牙齿揣在怀里(也够淡定哥的)。太祖骂道:“你把牙齿放在怀里是想(以此为证据)告我不成?”这位淡定哥大臣回答道:“我不能控告陛下,(不 过)自然有史官如实记下此事。”太祖听了既恐惧又从心里佩服,赐给他金银绵帛慰劳他。

原文见於宋代司马光所着《涑水纪闻》: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某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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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也称托克托)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但超过了《宋史》、《辽史》,还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
            修《金史》“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还有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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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太祖赵匡胤,被任命为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段故事并未载于正史,查阅史书,有下面记述可以评估一下赵普是不是活学活用了《论语》,有没有当宰相的本事。

杯酒释兵权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

力荐能臣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

 

力谏太祖勿授兵权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赵韩王(普)屡谏,以谓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迎谓之曰:“岂非以符彦卿事邪?”对曰:“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邪?”韩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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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史学名著,著者为南宋徐梦莘,全书二百五十卷,采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

       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作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征引的文献达二百多种,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他对史料的引用虽有删节,但对史料则没有改动。这就使得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能够得到许多保存了本来面目的材料,可以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江西清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生于靖康元年(1126 年),这一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次年虏徽宗、钦宗北去,北宋灭亡。再过两年,金军一度南下江西,徐梦莘的母亲背负他南逃,才幸免于难。国恨家仇,对徐梦莘是极大的刺激,也是促使他编纂《会编》的原因。

       《会编》始修于何时,不得而知;成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 年),当时徐梦莘已经六十九岁,可见他编修此书,曾经过长时间的搜集材料过程,实在倾毕生精力撰著此书。《会编》修成以后,他又把后来搜集到的补充材料编为《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没有留传下来。

      《会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不但是因为它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今天已经失传了,还因为它保存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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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曾经用手机彩信为大家提供手机刻章。那会儿下发彩信可复杂了,其间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关系现在看来十分诡异:内容商要搭钱巴结运营商,获得短信上行,彩信下行通道,要自己花钱拉动上行量。还有你在WAP页面排放位次,不花大把银子,只能掉到地狱下面多少层了,内容根本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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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名《鄂国金陀粹编》。南宋岳珂(1183—1234)所编传记,五十八卷。作者于嘉兴有金陀坊别业,因取为书名。其中正编二十八卷,成于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包括《高宗皇帝宸翰》、《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经进鄂王家集》、《吁天辨诬录》、《天定录》。系为其祖岳飞辨冤而作,辑有高宗御札、朝廷命令、公牍、札子,岳飞表奏、战报、诗文,作者和时人所述岳飞事迹与轶事等。有关岳飞功绩及其冤狱昭雪情况,莫不详于是编。此书为了解岳飞功绩及被诬昭雪情形,以及南宋初年和战两派之争,提供了重要史料。于研究南宋和战之争,亦颇可采。惟取材每有歧异,难尽凭信。至清代岳飞裔孙岳士景重订正续两编各八卷,另于续编补入《续百氏昭忠录》八卷、《姓名考》二卷。于是两编分刊。五十八卷本有康熙间刊本、浙江书局本等.

       岳珂(公元1183~公元1243年),南宋文学家。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进士、邺侯、权户部尚书。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宋宁宗时,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家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嘉泰末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嘉定十年(公元1217),出知嘉兴。十二年,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十四年,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公元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

       岳珂著述甚富。居于金佗坊时,因痛恨祖父被秦桧陷害,著有《吁天辩诬》、《天定录》等书,结集为《金佗粹编》(28卷,续编30卷),为岳飞辩冤,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又著有《桯史》15卷、《玉楮集》8卷、《棠湖诗稿》1卷、《续东几诗余》、《小戴记集解》(稿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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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中济南学者马国翰所辑之丛书名。该书一百册,七百三十九卷,凡五百九十四种。是一部规模巨大的辑佚书,辑录之书均为唐以前已散亡的古籍,分经、史、子三编。其中经编最多,比较完备;史、子两编数量少而又舛错疏漏无体例,为未经编定之稿。所辑大部分书皆为作序录,介绍作者、卷数、内容及流传情况,对了解佚书大有裨益。所辑佚书包含丰富的内容,为研究古代思想、学术、科技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传世刊本后附辑者自著《目耕帖》三十一卷。

       该书因马国翰去世未能刊行。1870年,在丁宝桢协助下,泺源书院从马国翰亲属处借出《玉函山房辑佚书》的书板,整理后分订一百册印刷行世。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清末李慈铭在其日记里谈及此书为“以《古经解钩沉》及张介侯《二酉堂丛书》等为蓝本,而博稽广搜,较之王氏《汉魏遗书》,详略远判”。然而以一人之力辑成如此洋洋巨制,有失审慎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就古籍辑佚整理而言,《玉函山房辑佚书》仍不失为一部资料翔实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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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刻印最早的丛书。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刊,故也称《左氏百川学海》。书名取于汉代学者扬雄《扬子法言》:“百川学海而至于海”。该书分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集,计100种、177卷。后由明代吴永续之,凡30集,至冯可宾又扩充10集。所收多系唐宋文人野史杂说之属。《百川学海》虽然成书晚于《儒学警悟》70余年,但因其流传较为广泛,影响远远超过《儒学警悟》。


《百川学海》的编成付梓,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丛书编辑体例的成熟,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大型综合性丛书汇刻的先河,对我国丛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明代,不仅出现了众多《百川学海》的翻刻本,而且出现了多种续《百川学海》、仿《百川学海》的大型综合性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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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略微有一点特别的是,我把“中国的”这三个字加了引号,因为我主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第三,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 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 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用章太炎的说法,这就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这是古 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 “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 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 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对于“文”和“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古代的“人”字,一看就是人,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 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人的嘴巴朝前,又是什么?是哈欠的“欠”。但这个嘴巴如果掉到后面呢?就是既然的“既”,这 是吃完了不吃了,所以是“既”,即已经结束了的意思。汉字都非常有意思,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很多特点。简单地说,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 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 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 这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总搞不清楚, 他们说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用中国话来说,是表姐、表妹,但是,还是没那么简单。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 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更远的表妹。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 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 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 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 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而中国的家庭、家族、 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 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阴 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 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 酸甜苦辣咸,等等。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 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 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 “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极点。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 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最了不起,特别是,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 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 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 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 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 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 比如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满清帝国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民国,传统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剪去辫子,穿上洋装;不再 叩拜,改成握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解开束缚,走出家庭。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首先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五 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 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 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电脑普及,网络流行,语言和文化的格调都没了。比如 说,学生给我写信也不署名了,最后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
  2. 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
  3. 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今天一再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才会缓解长期以来的焦虑和紧张。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就 好像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这没问题,但是对不起,一旦你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上了足球场就不可以用手抱(除了守门员),很多人在一起玩就要有 规则。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 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

 

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 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 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 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 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源自:

该书为清代人李渔所撰写,是养生学的经典著作。它共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内容极为丰富。其中,《颐养部》总论养生,是一篇重要的养生文献。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号笠翁,还常署名随庵主人。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战乱之苦。中年家道中落,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笠翁一家言全集》、《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十二楼》、《无声戏》等。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力求把生活艺术化,把艺术生活化,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把戏剧艺术很自然地纳入休闲生活的情趣范畴,同时将美容、服饰、建筑、装潢、雕饰、居室、家具、古董、美食、园林、游玩、养生等,也归入休闲生活的情趣范畴。这些内容,历来被中国传统的文人所蔑视。李渔自言:“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因此,李渔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中是罕见的,他一生以戏剧、小说为创作领域,从司空见惯的平常生活中揭示出美,力求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因此他的成就也有别于其他文人而独具特色。 是今人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最佳读本。

当我们感到生活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淡然无味时,不妨读读李渔的《闲情偶寄》;当我们感到自己就像一棵青菜一样毫无特色之时,也不妨读读李渔的《闲情偶寄》。掩卷沉思,相信我们会由衷地感叹:李渔给了我们审美的眼光,我们用它来发现生活中的美而摒弃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