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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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田录》是宋代欧阳修所撰一部笔记。 欧阳修晚年辞官闲居颍州时作,故书名归田。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言,大多是亲身经历、见闻,史料翔实可靠。


       欧阳修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王明清在《挥尘三录》则评述此书写道:“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因其间所记有未欲广布于市者,因尽删去之处。又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可见该书让神宗皇帝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欧阳修引领当时文坛之风,文笔鲜活风趣,所记故事精妙。开篇就是那个“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读者无不开心称快:

宋太祖赵匡胤初次去相国寺视察,在佛像前烧香时,突然犹豫不决,问左右众多陪同领导视察的大小官员、僧人:“寡人应该下跪去拜呢?还是不拜?”

       御前奏对,讲究的是揣摩圣意。揣摩圣意,靠的是平时积累。宋太祖开国之君,黄袍加身坐稳皇帝不易,自然不愿意给他人下跪。
此刻一个叫赞宁的僧录(中央最高僧官)抢答了:“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这个叫赞宁的马匹精真可以上“千年马屁榜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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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曾经有一次在后园里打鸟雀,有人说有急事求见太祖。太祖急忙召见他,他所奏报的是寻常的事罢了。太祖大怒,责问那位大臣(说有急事的)原因,(大 臣)回答:“我以为(这些事)要比打鸟雀重要。”皇上更加恼怒,用柱子上的斧子柄打他的嘴,竟然打掉两颗牙齿(皇帝下手也真够没轻没重的)。这位老兄不紧不慢地从地上拾起牙齿揣在怀里(也够淡定哥的)。太祖骂道:“你把牙齿放在怀里是想(以此为证据)告我不成?”这位淡定哥大臣回答道:“我不能控告陛下,(不 过)自然有史官如实记下此事。”太祖听了既恐惧又从心里佩服,赐给他金银绵帛慰劳他。

原文见於宋代司马光所着《涑水纪闻》: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某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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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也称托克托)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但超过了《宋史》、《辽史》,还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
            修《金史》“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还有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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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太祖赵匡胤,被任命为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段故事并未载于正史,查阅史书,有下面记述可以评估一下赵普是不是活学活用了《论语》,有没有当宰相的本事。

杯酒释兵权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

力荐能臣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

 

力谏太祖勿授兵权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赵韩王(普)屡谏,以谓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迎谓之曰:“岂非以符彦卿事邪?”对曰:“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邪?”韩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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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史学名著,著者为南宋徐梦莘,全书二百五十卷,采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

       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作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征引的文献达二百多种,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他对史料的引用虽有删节,但对史料则没有改动。这就使得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能够得到许多保存了本来面目的材料,可以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江西清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生于靖康元年(1126 年),这一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次年虏徽宗、钦宗北去,北宋灭亡。再过两年,金军一度南下江西,徐梦莘的母亲背负他南逃,才幸免于难。国恨家仇,对徐梦莘是极大的刺激,也是促使他编纂《会编》的原因。

       《会编》始修于何时,不得而知;成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 年),当时徐梦莘已经六十九岁,可见他编修此书,曾经过长时间的搜集材料过程,实在倾毕生精力撰著此书。《会编》修成以后,他又把后来搜集到的补充材料编为《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没有留传下来。

      《会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不但是因为它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今天已经失传了,还因为它保存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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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名《鄂国金陀粹编》。南宋岳珂(1183—1234)所编传记,五十八卷。作者于嘉兴有金陀坊别业,因取为书名。其中正编二十八卷,成于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包括《高宗皇帝宸翰》、《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经进鄂王家集》、《吁天辨诬录》、《天定录》。系为其祖岳飞辨冤而作,辑有高宗御札、朝廷命令、公牍、札子,岳飞表奏、战报、诗文,作者和时人所述岳飞事迹与轶事等。有关岳飞功绩及其冤狱昭雪情况,莫不详于是编。此书为了解岳飞功绩及被诬昭雪情形,以及南宋初年和战两派之争,提供了重要史料。于研究南宋和战之争,亦颇可采。惟取材每有歧异,难尽凭信。至清代岳飞裔孙岳士景重订正续两编各八卷,另于续编补入《续百氏昭忠录》八卷、《姓名考》二卷。于是两编分刊。五十八卷本有康熙间刊本、浙江书局本等.

       岳珂(公元1183~公元1243年),南宋文学家。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进士、邺侯、权户部尚书。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宋宁宗时,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家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嘉泰末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嘉定十年(公元1217),出知嘉兴。十二年,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十四年,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公元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

       岳珂著述甚富。居于金佗坊时,因痛恨祖父被秦桧陷害,著有《吁天辩诬》、《天定录》等书,结集为《金佗粹编》(28卷,续编30卷),为岳飞辩冤,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又著有《桯史》15卷、《玉楮集》8卷、《棠湖诗稿》1卷、《续东几诗余》、《小戴记集解》(稿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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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中济南学者马国翰所辑之丛书名。该书一百册,七百三十九卷,凡五百九十四种。是一部规模巨大的辑佚书,辑录之书均为唐以前已散亡的古籍,分经、史、子三编。其中经编最多,比较完备;史、子两编数量少而又舛错疏漏无体例,为未经编定之稿。所辑大部分书皆为作序录,介绍作者、卷数、内容及流传情况,对了解佚书大有裨益。所辑佚书包含丰富的内容,为研究古代思想、学术、科技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传世刊本后附辑者自著《目耕帖》三十一卷。

       该书因马国翰去世未能刊行。1870年,在丁宝桢协助下,泺源书院从马国翰亲属处借出《玉函山房辑佚书》的书板,整理后分订一百册印刷行世。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清末李慈铭在其日记里谈及此书为“以《古经解钩沉》及张介侯《二酉堂丛书》等为蓝本,而博稽广搜,较之王氏《汉魏遗书》,详略远判”。然而以一人之力辑成如此洋洋巨制,有失审慎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就古籍辑佚整理而言,《玉函山房辑佚书》仍不失为一部资料翔实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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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刻印最早的丛书。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刊,故也称《左氏百川学海》。书名取于汉代学者扬雄《扬子法言》:“百川学海而至于海”。该书分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集,计100种、177卷。后由明代吴永续之,凡30集,至冯可宾又扩充10集。所收多系唐宋文人野史杂说之属。《百川学海》虽然成书晚于《儒学警悟》70余年,但因其流传较为广泛,影响远远超过《儒学警悟》。


《百川学海》的编成付梓,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丛书编辑体例的成熟,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大型综合性丛书汇刻的先河,对我国丛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明代,不仅出现了众多《百川学海》的翻刻本,而且出现了多种续《百川学海》、仿《百川学海》的大型综合性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