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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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涵盖了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全部内容。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刊行的两部古典文献大丛书。因此,许多的图书馆里都备有这两部书。但由于卷次浩繁,借阅、查阅都非常不易。有了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后,这些困扰都将不成为问题了。那么这两部丛书究竟异性何在,下面我们就粗浅地予以解读。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开始印售的。四部,指旧目录学中四部分类法的“经、史、子、集”四部。编印之始,有用文言写的《印行四部丛刊启》,谈了这部书的“七善”(七种好处)。大意如下:

     一是,印的都是“四部”中常见常用的。

     二是,保存古书原本,不加剪裁。

     三是,用善本作底本。

     四是,善本聚在一起。

     五是,用石印法影印,缩小开本,册虽小而字体却不算太小,既便于庋藏又保存中国古书字大悦目的优点。

     六是,版型纸色画一,便于插架。

    七是,价廉,分期出,分期交款,有预约。

    第七点讲的是出版发行的事,其余六点,其实可以括成两个方面。一是讲的是有关内容的问题;其余讲的都是用石印法缩小尺寸影印一大批善本古书的问题。可见,印《丛刊》的指导思想有二:印四部常见常用书,影印善本。

    影印古书这并非新发明。中国的古书原来都是用木版刻印的。所谓影印,原来指把原书(不管是写本还是刻本)用纸照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复刻在新的木版上。刻得好的,几可乱真。

    大规模用石印法影印古书,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包括《丛刊》在内的商务影印古书,都是由张菊生(元济)先生主持的。张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有对古书善本的爱好,所以,在印《丛刊》时,虽然有两项方针,可常把着眼点放在影印善本上面。

      《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初编》)自1919年创议开编,1922年完成。其中包括影印的古书三百二十三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原列入,后单行),计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分订三十二开本线装两千一百册。在我国影印古书史上,这样快的速度实属空前。也是我们当代出版者至今还瞠乎其后的。1926年,商务重印《初编》,至1929年完成。这次再版,进一步贯彻了重视善本的原则,抽换了二十一种版本,给许多书加了校勘记。还是三百二十三部,可是增加到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种无卷数),两千一百一十二册。现在讲的《初编》,一般以再版本为准。1936年又出了一种16开报纸印上下两叶的洋装大本,便于插架,又省地方,一般图书馆爱买来作开架阅览,供查阅用。

     《初编》所收书,大致都是学习古典文献的常见常用书,可是,着重版本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当时多数善本还归私有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作了极大的努力,四出借照。《丛刊》影印的第一流善本相当多。例如经部的《孟子》赵岐注,用原藏清内府的宋刊大字本;史部的《资治通鉴》,用涵芬楼藏宋刊本;子部的《列子》张湛注,用的是南宋初年杭州刻宋元递修本,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书目》著录,当时在铁琴铜剑楼,号称北宋刊本,虽然不确,却极为名贵;集部的如群碧楼所藏宋书棚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是群碧楼镇库之宝,群碧楼即由前两书取名。像这些第一流的版本,《丛刊》中屡见。有的现在看来不是最好的版本,但也属于当时能得到的第一流版本了。例如《白氏文集》,当时编者没有见到宋绍兴本,可不取明兰雪堂铜活字本和郭武定本,而毅然采用日本那波道圆木活字本,确有卓见。这个本子出于朝鲜木刻整版本,木刻整版本又出于朝鲜铜活字本,分四个单元,比较接近白集的原始面貌,和绍兴本的诗文分编大不相同,后来虽然影印了绍兴本,可《丛刊》这个本子还是不能轻视的,它更接近元、白二氏原编祖本。可惜未能影印朝鲜铜活字本,是个遗憾。当然,也有因片面追求稀见版本而产生问题的。例如,《花间集》现在能见到的两个宋本当时都在私人秘藏中,《丛刊》无法影印。此外最好的刻本要推明陆元大本;因为陆本传世较多,所以,《丛刊》舍陆本而用明万历玄览斋刊本。这个本子出于陆本而讹错多,又改动卷数,是不足取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常用书,当时旧书肆常见,所以《丛刊》不收,而收少见的《唐诗纪事》和《诗话总龟》。总之,从优缺点两方面看,都可看出《丛刊》重稀见善本的特色。

      这种特色在《丛刊》的《续编》和《三编》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续编》刊行于1934年,八十一种,五百册。《三编》刊行于1935年,七十三种,五百册。在这两套书里,只重善本,至于是否常见常用书,有时也就顾不得了。不过,经《续编》《三编》这么一发挥,倒真影印了许多稀见善本。大部头的如《三编》中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初编》原说部头太大不印的,《三编》还是看在远从日本搞来的宋版胶片来之不易,一横心,印了。《续编》中的《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据进呈钞本影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手稿本影印。也是一时盛事。再如部头小的,如宋张师正《括异志》,一向只靠影宋明钞本传其一脉,要没有《续编》影印,这部书的十卷全本,现在就只能上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去找。

    民国之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竞争的老对手。他们在教科书方面的激烈斗争,是尽人皆知的出版史实。此外,往往商务有什么,中华就搞什么:商务有《东方杂志》,中华就出《大中华杂志》;有了商务函授学社,接着就有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等等。商务出了《丛刊》,中华当然得出一部与其相抗衡的大型丛书,这就是《四部备要》。中华在善本藏书方面没有涵芬楼等凭借,《丛刊》珠玉在前,当时善本已被它网罗殆尽,因此,只能另辟溪径。他们看出《丛刊》只重版本不切实用的弱点,又仗着自己手中有一套从杭州丁氏那里买来的聚珍仿宋版铅字,于是,在1924年就开始分集地出《四部备要》了。《四部备要》(以下简称《备要》)自1924—1931年共出五集,收书三百三十六种,一万一千三百零五卷,线装分订二千五百册。1935年,又印行洋装十六开点句本。1936年再版并出缩印本,内容与初版相同。

    《备要》全部用精美的仿宋体铅字按旧线装书格式排印。在当时的活字铅印书中,是非常精美的。所收各书,以常见常用带注为主。阅读古典文献的人,如果不讲究版本,《备要》就比《丛刊》得用。例如《备要》的经部有三套书,十三经古注算一套,唐宋注疏又是一套,清代注疏又是一套。读经的基本资料就全了。史部除配套的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等外,表谱考证也有不少。这是《丛刊》所忽略的。集部采用了许多清代名注,例如,《王右丞集》用赵殿成注,《李长吉歌诗》附《外集》用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也用王琦注。这些虽是当时容易得到的书,可是《备要》收了,就比《丛刊》所收无注的《王右丞集》和杨、萧注的《李太白诗集》(《丛刊》用的郭云鹏本,还是个删节得很差的简本),还有前面提过的不带注也无外集的《李贺歌诗编》要切合实用多了。《备要》也很注意词曲,所收比《丛刊》多,且有系统。拿词集来说,《花间》、《草堂》、《绝妙好词》、《词选》、《续词选》、正续四种《词综》、《宋六十名家词》、《十五家词》、《白香词谱笺》、《词源》、《词律》、《词林韵释》,形成有系统的一套,足以应付一般读词需要。

 

    是不是《备要》在实用方面都比《丛刊》强呢?也不一定。今天看来,《丛刊》是中国近现代一部最大的影印古典文献丛书。《备要》则是一部较全的排印常用古典文献书籍的丛书。它们各有特色,可以互为补充,但不能彼此取代。如果认为,有了《丛刊》就可以不用《备要》,或者反之,那都是片面的。前面已经说过,《丛刊》的实用性不如《备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问题却需要从另一角度辩证地来看了。《丛刊》影印了许多古书,其中很值得印的起码占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影印,能选择的最佳底本,恐怕也就是《丛刊》所选的某些本子了。所以,对搞古典文献的人说,《丛刊》将要显得越来越有用。《备要》不如《丛刊》的版本价值大;后来的洋装本虽然点了句,也是旧式句读。中华和商务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种种不利条件下,用较快的速度出版整套的在当时算是价廉物美的大丛书,津逮学人数十年,爰及今日,微波尚传。这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是今人颇为值得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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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道光十二年(1832)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文史通义》还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78 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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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南宋汉族诗话集。胡仔编撰,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共一百卷,五十余万字。前集六十卷成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四十卷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四库总目提要》称此书继阮阅《诗话总龟》(以后简称《总龟》)而作,“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所言大致不差。

       胡仔(生卒年不详),字元任,号苕溪渔隐,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父胡舜陟著有《三山老人语录》,《苕溪渔隐丛话》多加称引。胡仔以父荫入仕,曾任常州晋陵知县。约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胡仔退隐吴兴苕溪;后复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官闽中漕幕,乾道初再次归隐苕溪。胡仔一生蹭蹬仕途,著书自娱,以终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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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集》是文学家秦观的诗文别集。现在所保存的宋本,最早、最完整的是南宋乾道年间高邮军所刻的《淮海集》四十卷、《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共四十九卷。此本有乾道九年癸巳(1173)林机所作《淮海居士文订后序》,称此书系王定国任高邮军的长官时,据当地原藏《淮海文集》“搜访遗逸,咀华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编。总七百二十篇,为四十九卷,板置郡库。”秦观的散文确实具有很高的成就,在北宋文坛上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他三十岁时,与苏轼结交。苏轼对其诗文十分赞赏,并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十分喜爱。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授蔡州教授。元祐三年(1088),以苏轼之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科,向皇帝进献策论三十篇。后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元年(1094),复行新法,贬斥旧党,秦观也被作为党人调任杭州通判。尚未抵任,又以“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贬监处州酒税。罢职,郴徙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对旧党一度采取宽大态度。秦观于此年北返,至藤州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但徽宗不久又严厉打击旧党,秦观文集亦于崇宁二年(1130)被禁。

       元丰八年所编的《淮海闲居集》,只有秦观自己的诗一百十二篇,文四十九篇;乾道年间重编时,若仅以此本为基础,恐不能突然增加至七百二十篇。所以,四十卷本的《淮海集》大概在乾道以前已经编成,王定国等人只是对它的加以校阅,并增加了《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而已。宋徽宋时所禁之秦观文集,可能就是这部四十卷本的《淮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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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南诗稿》是陆游诗词全集,共八十五卷,收录诗词九千三百四四首,他生当金兵入侵之时,中年到过南郑前线,抗金与收复失地是他诗歌中的主旋律。为纪念在川、陕的军旅生活,他把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陆游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其中《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世人传育的佳作。他的诗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陆游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兼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意境高远、气魄宏大;色彩瑰丽,姿态万千。后世许多爱国进步之士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

陆游生活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蒙受苦难与耻辱的时代,也是一个爱国精神高涨的时代。爱国精神贯穿陆游的一生,反映在他平时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成为《剑南诗稿》的重大主题和题材。爱国精神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如此全面、广阔、强烈、深刻,这是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可企及的。他那些具有“拥马横戈”、“气吞残虏”英雄气概的作品,更是独开生面。陆游诗歌爱国精神也表现在他的山水诗中。他笔挟山水,驱驾风雷,唱出了当时抗战救国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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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著者是我国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爱国者黄宗羲。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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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即是学者传记,语录即是收录该派名言至理并附有评论。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计62卷。广采明代诸儒文集、语录,根据各家宗旨,分宗立派,著成此书。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

后记: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后开始整理《宋元学案》,然仅成17卷并序而卒,其子黄百家续作,又成8卷,后由弟子全祖望、杨开沅、顾諟等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补述,全祖望于逝世前一年完成,未刊刻而卒,后底稿归勤县卢氏抱经堂的门人卢镐(月船)保管,残本归宿愿蒋氏。宗羲六世孙黄征乂、七世孙黄直垕又补充为86卷,道光年间流入浙江学政陈少宗手。光绪五年(1879年)张汝霖再次主导,翻刻于长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学案》,从草创到成书、刊印、通行,前后历经200余年。
《宋元学案》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参考书,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收录范围广,着作选录多,史料考证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宗派门户之见,注意到各家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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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

《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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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由南宋袁枢(1131—1205)所撰,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例。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作者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
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
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
       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
在是矣。”(《宋史·袁枢传》)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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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人(苏州)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赢余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

      《浮生六记》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书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其题材和描写对象上。在书中,作者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了夫妻闺房之乐,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的真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情爱的诗文很多,但大多或写宫廷艳史,或写权势礼法淫威下的爱情悲剧,或写风尘知己及少男少女之间的缠绵,很少涉及夫妻之情。别具慧眼的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迷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1936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四篇翻译成英文,分期连载於《天下》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作长序言。林语堂在序言中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还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 过后不久苏州冷摊上便来出现“全抄本”,有卷五卷六,实为后人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