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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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南宋汉族诗话集。胡仔编撰,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共一百卷,五十余万字。前集六十卷成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四十卷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四库总目提要》称此书继阮阅《诗话总龟》(以后简称《总龟》)而作,“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所言大致不差。

       胡仔(生卒年不详),字元任,号苕溪渔隐,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父胡舜陟著有《三山老人语录》,《苕溪渔隐丛话》多加称引。胡仔以父荫入仕,曾任常州晋陵知县。约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胡仔退隐吴兴苕溪;后复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官闽中漕幕,乾道初再次归隐苕溪。胡仔一生蹭蹬仕途,著书自娱,以终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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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集》是文学家秦观的诗文别集。现在所保存的宋本,最早、最完整的是南宋乾道年间高邮军所刻的《淮海集》四十卷、《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共四十九卷。此本有乾道九年癸巳(1173)林机所作《淮海居士文订后序》,称此书系王定国任高邮军的长官时,据当地原藏《淮海文集》“搜访遗逸,咀华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编。总七百二十篇,为四十九卷,板置郡库。”秦观的散文确实具有很高的成就,在北宋文坛上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他三十岁时,与苏轼结交。苏轼对其诗文十分赞赏,并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十分喜爱。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授蔡州教授。元祐三年(1088),以苏轼之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科,向皇帝进献策论三十篇。后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元年(1094),复行新法,贬斥旧党,秦观也被作为党人调任杭州通判。尚未抵任,又以“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贬监处州酒税。罢职,郴徙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对旧党一度采取宽大态度。秦观于此年北返,至藤州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但徽宗不久又严厉打击旧党,秦观文集亦于崇宁二年(1130)被禁。

       元丰八年所编的《淮海闲居集》,只有秦观自己的诗一百十二篇,文四十九篇;乾道年间重编时,若仅以此本为基础,恐不能突然增加至七百二十篇。所以,四十卷本的《淮海集》大概在乾道以前已经编成,王定国等人只是对它的加以校阅,并增加了《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而已。宋徽宋时所禁之秦观文集,可能就是这部四十卷本的《淮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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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南诗稿》是陆游诗词全集,共八十五卷,收录诗词九千三百四四首,他生当金兵入侵之时,中年到过南郑前线,抗金与收复失地是他诗歌中的主旋律。为纪念在川、陕的军旅生活,他把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陆游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其中《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世人传育的佳作。他的诗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陆游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兼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意境高远、气魄宏大;色彩瑰丽,姿态万千。后世许多爱国进步之士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

陆游生活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蒙受苦难与耻辱的时代,也是一个爱国精神高涨的时代。爱国精神贯穿陆游的一生,反映在他平时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成为《剑南诗稿》的重大主题和题材。爱国精神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如此全面、广阔、强烈、深刻,这是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可企及的。他那些具有“拥马横戈”、“气吞残虏”英雄气概的作品,更是独开生面。陆游诗歌爱国精神也表现在他的山水诗中。他笔挟山水,驱驾风雷,唱出了当时抗战救国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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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著者是我国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爱国者黄宗羲。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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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即是学者传记,语录即是收录该派名言至理并附有评论。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计62卷。广采明代诸儒文集、语录,根据各家宗旨,分宗立派,著成此书。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

后记: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后开始整理《宋元学案》,然仅成17卷并序而卒,其子黄百家续作,又成8卷,后由弟子全祖望、杨开沅、顾諟等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补述,全祖望于逝世前一年完成,未刊刻而卒,后底稿归勤县卢氏抱经堂的门人卢镐(月船)保管,残本归宿愿蒋氏。宗羲六世孙黄征乂、七世孙黄直垕又补充为86卷,道光年间流入浙江学政陈少宗手。光绪五年(1879年)张汝霖再次主导,翻刻于长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学案》,从草创到成书、刊印、通行,前后历经200余年。
《宋元学案》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参考书,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收录范围广,着作选录多,史料考证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宗派门户之见,注意到各家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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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

《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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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由南宋袁枢(1131—1205)所撰,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例。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作者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
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
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
       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
在是矣。”(《宋史·袁枢传》)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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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人(苏州)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赢余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

      《浮生六记》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书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其题材和描写对象上。在书中,作者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了夫妻闺房之乐,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的真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情爱的诗文很多,但大多或写宫廷艳史,或写权势礼法淫威下的爱情悲剧,或写风尘知己及少男少女之间的缠绵,很少涉及夫妻之情。别具慧眼的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迷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1936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四篇翻译成英文,分期连载於《天下》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作长序言。林语堂在序言中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还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 过后不久苏州冷摊上便来出现“全抄本”,有卷五卷六,实为后人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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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斋随笔》是古代文言笔记小说,作者是宋代洪迈,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74卷。其中,《容斋随笔》16卷,329则;《容斋续笔》16卷,249则;《容斋三笔》16卷,248则;《容斋四笔》16卷,259则;《容斋五笔》10卷,135则。据作者宋朝洪迈自述,《容斋随笔》写作时间逾经近四十年。是其多年博览群书、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容斋随笔》内容繁富,议论精当,是一部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的著作,自经史诸子百家、诗词文翰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医卜、星历等,无不有所论说,而且其考证辨析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皆倍受称道。其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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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广记》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古代汉族文言小说的总集。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传说及道经释藏等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开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次年(978年)完成。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叫做《太平广记》。
       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故事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故事,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故事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由于道家义理玄奥,又源自本土,自古拥有大量士族与文人墨客信奉,道教一直稳占上风,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故事。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故事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故事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在短时间内就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