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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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都事略》是一部纪传体北宋史,记载从太祖赵匡胤至钦宗赵桓共九朝的历史。为南宋孝宗时王偁撰。因北宋建都开封(今属河南),称东京,故书名《东都事略》。

全书一百三十卷﹐起自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宋钦宗赵桓。其中本纪十二卷:
太祖皇帝二卷,仁宗皇帝二卷,徽宗皇帝二卷,其余太宗、真宗、英宗、神宗、哲宗、钦宗各一卷。世家五卷,与其它史书不同的是,世家除记载皇子事迹外,把皇后事迹也放入世家,勒成二卷。列传共一百零五卷,记载北宋九朝政治、军事、学术上的重要人物。附录八卷,包括辽国二卷,金国二卷,西夏二卷,西蕃、交趾各一卷。

      王偁,字季平,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亲王赏,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官任实录修撰。王称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对北宋的历史十分感兴趣,就搜集北宋九朝的事迹,加以整理、排比,编辑成书。
 

       洪迈编修《四朝国史》时,将《东都事略》上奏皇帝,皇帝任王称为承政郎,后任龙州知州,最后官至直秘阁。

     《东都事略》撰成后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好评。洪迈认为此书“非国史所载,而得之于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征,可以据依”。意思是说,《东都事略》保存了大量可资征信的史料。到明朝人拟改重修宋史时才开始推重《东都事略》,并以该书为稿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可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书“鼎足而三”,是“考宋史者所宝贵”的重要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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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
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
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
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


       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着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着。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着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源自: 该书收录于书同文《两宋研究史料》

       南宋人赵升编纂的一部笔记。据考此书大约成书于南宋端平三年。 它与普通的文人笔记不同之处,是所记具有的辞书特征。历来的书目著录,或是将其归入史部政书类、故事类,或是将其归入子部杂考类。分门别类地对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做了扼要的介绍。其所记述的制度、习俗与用语,有不少就连当时的人都不甚清楚,很少言及。

《四库提要》在介绍和评价《朝野类要》时指出:
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时吏牍之文与缙绅沿习之语,多与今殊。如朝仪有把见,科举有混试之类。骤读其文,殆不可晓。是书逐条解释,开卷釐然,诚为有功于考证。较之小说家流资嘲戏、识神怪者,固迥殊矣。

        《朝野类要》自南宋端平三年(1236)由编者赵升刊行后,几乎就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不仅《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大量的现存宋代类书和笔记也不见引用的痕迹,宋以后的元代也没有记录。到了明代才见到著录、引用、刊刻,而且也为数不多。到了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刊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朝野类要》才像新出土的文物一样,广为人知,并得以广泛传播。


 

      《朝野类要》的这种遭遇,与编纂者赵升的出身和生平有着极大的关系。流传至今日的笔记小说,多为官僚士大夫所作。而《朝野类要》则是一部少见的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的作品。在士大夫成为支配阶层的宋代,一生没有进入仕途的赵升,人微书轻。在刊刻过后,岁月很快就将《朝野类要》一书,连同赵升的生平事迹一并湮没了。

       《朝野类要》对于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不可不读的史料。尽管《朝野类要》不像许多有名的笔记小说那样生动有趣,大多是近于枯燥的词条解释,但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从辞书编纂看,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80年代出版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也是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类要》的条目。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这些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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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有宋一代,学术发达,各类著作层出不穷,其间涌现出许多笔记体著作,《演繁露》是其中的一种。作者程大昌是南宋的著名学者。他一生锐于治学,在经学、历史学、自然科学、文学上均有造诣。程大昌著述颇多,《演繁露》为其代表作。

 
       程大昌大约于淳熙二年(1175)始作《演繁露》,到淳熙七年,该书六卷本大致成书。《演繁露存在有两次编集的版本。大约在程大昌去世后,有人又将其笔记再次加以整理结集,以“别录十卷”的形式刊刻。
 
 
 
     《演繁露》作为一部笔记体著作,其特点就是随手而记。《演繁露》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平常的读书札记。这是程大昌平时读书积累的成果。《演繁露》收录了722则笔记,所记内容十分繁杂,其中有对于前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也有对宋代史实的记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了历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尤其对于自然科学的讨论,《演繁露》深得《梦溪笔谈》之精华,并且又有新的创建。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演繁露》中还有一部分文学方面的笔记。程大昌反对为求
压韵而将诗歌内容作夸张。提出了诗歌应当写实。并以杜甫的作品与张祜的作品相比较。指出了诗作“皆象其人,不可强求”的文学创作观点。
 
      《演繁露》在考据学方面很有特色,使用了探源法,程大昌往往先举出一些当时所通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深入考证。程大昌还运用了排比法,即将前人的各种解释排列在一起,并对这些解释进行自己的辩证分析。此外,程大昌也运用了不少推理法,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考证。此书考证范围广,善于吸收前人成果,不盲从权威说法,敢于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考证时,不拘泥于经典,而是尽可能采用各种有用的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该书考证详实,逻辑严密,极具学术功力。

       《演繁露》在文献学方面也颇具价值,书中引用了大量古代典籍,并注明了这些典籍的出处。其引用的典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宋代时的原样,这就为我们进行文献校勘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演繁露》中所摘抄的他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现在已经亡佚的典籍,这对于古代典籍的辑佚有着很大帮助。
 
        《演繁露》不仅在程大昌之学术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宋代笔记的发展过程中,《演繁露》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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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时广记》是一部包罗南宋之前岁时节日资料的民间岁时记,40卷。陈元靓编撰,作者生卒年不详,祖籍福建崇安,自署广寒仙裔,南宋末年人;作品还有《事林广记》、《博闻录》等书。

四库提要:《岁时广记》宋陈元靓撰。元靓不知其里贯,自署曰广寒仙裔。而刘纯作后序,称为隐君子。其始末亦未详言,莫之考也。书前又有知无为军巢县事朱鉴序一篇,鉴乃朱子之孙,即尝辑《诗传遗说》者,后仕至湖广总领。元靓与之相识,则理宗时人矣。

书正文按春夏秋冬四季,以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正月晦、中和节、二社日、寒食、清明、上巳、佛日、端午、朝节、三伏节、立秋、七夕、中元、重九、小春、下元、冬至、腊日、交年节、岁除等为序,在叙述时博引诸书,取古证今,广列有关记载,因名《岁时广记》。

 

《岁时广记》是作者搜罗了大量有关岁时风俗的资料,加以辑录整理,对研究岁时民俗现象的发展演变,据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它被誉为岁时风俗记载方面的集大成者,同时,它也是人们研究岁时节日民俗的一本重要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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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数字人文的理论基础而言,本书所收录的金观涛(数字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文,是篇很特殊的文章,不同于目前多数的讨论都是从数字人文自身展的角度出发,去讨论数字人文该如何界定与看待,金文改从哲学的视界,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去讨论人文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而数字科技又能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因为金观涛作为一个长期钻研于思想史和观念史之中的研究者,所以才使他能有那么独特的视角,从另一个层次探索数字人文的理论。

 

       金观涛首先指出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不同,并无客观性的原则,而是基于他人经验在研究者心中的可重演性。因此数字分析在人文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于其在自然、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不是针对数据统计(事实分析),而是在处理历史文献和各式各样的文本;又因为文本直接涉及了人文研究的核心,所以数字科技在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势必将远大于它在自然、社会科学中的比重。为了适应各类人文研究的需求,不同的研究皆需要有适合、能与之对应的计算机数据库的建立;金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IT技术对文本深度挖掘技术的开展将会出现一门称之为数字人文学的新学科。金教授回顾了由R.G.CollingwoodReinhart Koselleck,一直到中国当代观念形成之研究,勾勒出数字人文学在观念史研究中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数据库统计之分析、文本深度挖掘和数字分析技术在人文研究中所扮演的意义。金教授在最后总结道,数字方法和人文研究的结合,犹如科学假说与实验配合,将形成人文研究中长程的二阶( second order)反思视野。

 

       当然,作为一个还未定型、充满各种可能的学术领域,数字人文的理论亦未定论,金观涛的论述是重要的参考,开启了一个可能的思索方向,毕竟从抽象角度去思考数字人文在知识光谱上的定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成熟的学术类也必须具备本体论和知识论上的严谨规范的定义,才能禁得起考验。但这并不等于这样的洞见即是最后的定论。一方面,即便如金观涛所言,数字人文在观念史研究上有着明显优势,可是并不等同于数字人文全部的潜能。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不论是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生活史等等,一个数据完备、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无疑都能带来很大的帮助。更重要地,观念在历史的进程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人类的发展不单仅依靠着观念的作用;观念的演变历程该是研究者审视过去时的重点,但不应是唯一;作为以人文世界为核心关怀的“数字人文”,自然亦不该以此自限。

        此外,虽然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学者,很努力的强调其研究和计量史学的不同,却很难化解其他研究者对此点的质疑与不安。面对这样的诘问,他们作出如下的回复:“我们所作的观念史研究不能与计量史学混为一谈,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以关键字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这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只不过引进了资料库方法。......

       我们强调了数据库在人文研究中只有辅助作用,它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只是在对关键词的使用情况和类型分析这一素材搜集和整理环节上提供了工具,而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要以人文学科的基本范式和自己的研究素养来分析这些资料。只要不存偏见,阅读我们相关论文,就可以看出,论点的得出,并不完全依靠统计。实际上,统计只是思想史分析的一项工具。否则,单凭计算机,列一大堆图表,就可以交差,研究也不必做了。简而言之,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并不是计量史学,它本质上利用计算机数据库这一工具,令其服务于人文研究,套用一句学者的评价,它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始。”(金观涛、刘青峰2010) 但这还是不能说服质疑者,毕竟在面对大量的统计和图表下,很难不令人直觉地将其与计量史学加以联想。

        这样的挑战并不是金、刘二人所独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现阶段许多数字人文技术于史学应用时很容易会面临的怀疑;因为信息技术的长项本来就在于大规模数据的处理上,其结果的呈现很自然地会和统计与图表相结合。是以,对于这样的质问,一时之间很难轻易的加以回答。不过我们必须强调,计量史学的失败并不等同于统计方法于人们看待过去时毫无用武之地,正好相反,计量史学的失败并不在于统计本身,而是在于过度迷信统计,失去了人文的眼光和判断;这正好是数位人文的起点,数字工具肩负起数据保存和处理的功效,但要能真正产生意义和影响还是需要人文思维和专业的投入,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避免重蹈计量史学的覆辙,才能开展出数位人文的独特气象,金、刘二人的答辩绝非只是避实就虚的遁词而已。诚如我们再三强调的数字人文不同于人文计算,绝不迷信数字可以解决所有人文问题。

       再者,金、刘二人的响应无法说服质疑者的另一个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典型“有待来者”的难题,因为所谓数字和人文之间的“有机融合”是个十分抽象、微妙的概念,仅从理论的面向回应,也难以一言道尽,取得理解的共识。唯有持续不间断缴出实绩,让研究成果自己为自己辩护,才是最好的解答。在下文中我们将具体的从“系铳”出发,提供方法论上一个实质的关键环节。

... ...

       除了检索之外,还希望提供研究者“观察”史料的工具。观察史料的作用有二:一是解决研究者原本的问题,即让已有自身问题意识的学者,可以轻易于史料中找到论证对象。另一个作用,则是“发掘问题”,这也才是数位人文所该关注的焦点

       该文提出各种信息技术,针对数字化的台湾史料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有待深究、有待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分成四类:

其一是从年代与空间分布的提问,尤其是前者。利用年代分析图,可以快速掌握一群资料的时间概况,但其分布状况,经常与预设有些差异,其间的落差因此有待进一步解释。

其二是词频的分析,我们举了朱一贵与张公艺两个不同文件集的例子。有时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见得是在词频上位居前面的名字,反而是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的状况。如嘉庆年间对中部平埔族发展影响甚大的郭百年事件,郭百年的名字却未见于明清档案之中。换言之,除了注意史料中“所有”之外,我们也应该对史料中“所无”保持敏感度。

第三种形式的问题,来自史料间的关系。利用计算机进行一些繁琐的比对,进而重建史料间关系,往往会浮现一些以人工难以发现的现象。

最后一类,则是从相似文件出发的问题。与前一项类似,相似文件也是利用计算机对文件进行大量的、重复的比对,这样的工作交由人工,十分辛苦,对计算机而言却是轻而易举。另一方面,当计算机取代了重复却单纯的工作时,更复杂的问题,唯有靠能够深思的研究者才能处理。

      在该文结论中指出,这些工具和问题,都企图要说明在数字人文的研究中,资讯技术可以协助历史学者发掘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无法轻易回答但却很可能能够刺激人文研究者开拓出新的视野,这或许才是下一阶段数字人文所该试着回答的,即主动去挖掘人力所“始料未及”的学术问题,而不只是单纯的被用来搜寻、统计的工具。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其前提要仰赖人文研究者和系统开发者间无止境的互动与对话,也或许唯有在这样的系统不断进化、完善的过程里,才能真正回答关于数字和人文结合的种种怀疑和不信任,才能渐次捕抓、形塑数字人文的专业边界。

 

本文摘自:项洁 编《数位人文研究的新视野 -基础与想像》之“导论”

源自: 《历代文玩器物谱录》

        明朝末年,西洋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制器奇人王徵共撰的《奇器图说、诸器图说》,是西方机械制造学与中国古代日用器具制造结合的第一部专著。


卷一讲述了有关重心、重力线、比重、浮力、压强等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物理定理、定律。


卷二则把机械制造的常见元件分作六类,即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螺旋等,并分别介绍了各自的使用原理和计算方法。

卷三为实用器械的制作图,包括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总计五十四图,并附有详细说解。

另有《诸器图说》一卷,补入了更多器具的制造原理和方法,第一次使中国古代零散的器械制造纳入西方力学体系,提供了众多器械的力学原理与制造和使用法。为了迎合官员们的实用主义思想,规避“奇技淫巧”之嫌,著者密切结合农事和水利,从而成为中国机械制造史上的重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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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浙江龙泉人。在元朝末年,他和青田刘基、浦江宋濓同为浙西有名的学者。后来刘基、宋濓都做了明朝的显宦,而子奇却没有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视,只做了巴陵县主簿的小官。一三七八年(洪武十一年),因事下狱,本书是他在狱中随时所写的笔记,到出狱后才完成。自序说:「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这大概是用草木子作为书名的原因。

       本书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博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迹,有很多是他书所没有述及的。其中当然有不少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免有浅薄鄙陋的记载和议论,但在十四世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和见解,已经算是难得,比刘基、宋濓高明得多。

       原稿分二十二篇,到一五一六年(正德十一年)他的裔孙叶溥刊行时,改并为八篇,分四卷。这时距离原稿的写成已经一百几十年,大约不免有些散佚。杂俎篇里有一部分和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的文字相同,也许是改编时窜入。正德刻本以后,有嘉靖、万历和清乾隆的三次翻刻,大致没有什么改动,到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又有根据四库全书本重刻本,把书中胡虏夷狄一类的字都改换了。另外还有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的快书五十种本,竟把原书删去了十分之九,并且把黄衷序文中的「道无弊也……大抵然也」一段误入正文。现在依据各本合校,并改正显著的错误,加以断句,以便读者。

        洪武戊午春。有司以令甲于二月望致祭于城隍神。未祭。羣吏于后窃饮猪脑酒。县学生发其事。吏惧。浼众为之言。别生复言于分臬。予适至学。亦以株连而就逮。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存名于天地之间也。圄中独坐。闲而无事。见有旧签簿烂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然其字画模糊。略辨而已。及事得释。归而续成之。因号曰草木子。万一后之览者。牺尊而青黄以文之。未可知也。弃而为沟中之断。亦未可知也。容讵必之乎。故语才识之高下。理义之浅深。虽不敢比伦于数子。出于穷愁疾痛而用心则一也。千虑一得。尚期穷理者择焉。时洪武十一年岁次戊 午冬十一月二十又七日。括苍龙泉静斋叶子奇世杰自序。


     《草木子》,古代汉族文言笔记小说集。叶子奇撰。本书是"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之一。本书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搏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绩,有很多是其他书所没有述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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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集》五卷为明代徐有贞(1407年-1472年)所撰。有贞初名珵,字元玉,又字元武,晚号天全翁,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因封爵武功伯,世称徐武功,其书著即称《武功集》。《四库提要》说他: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博览。...其文奇气坌涌,而学问復足以济其变...

       徐有贞是宣德八年(1433年)癸丑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土木堡之变后曾建议南迁,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谴责。他在景泰年间担任佥都御史,到山东治理黄河水患,因功升任副都御史。
       景泰八年(1457年),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辟,被拜为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封爵武功伯。他谗杀于谦、王文,又与石亨、曹吉祥争权,结果被构陷罪名,贬为广东参政,后又流徙金齿。石亨败亡后放归。成化八年(1472年),徐有贞去世。
       徐有贞因诬陷明朝著名功臣于谦而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为后世不齿。准确的来说,徐有贞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知识渊博,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书法也好。他也曾经参与河道治理工程,兴建“广济渠”,还曾参与治理黄河做了些好事。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没有将自己的才学用到治国安邦上,反而仗着自己的小聪明投机钻营,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顾国家利益,最终留下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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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斋存稿》是据盛宣怀手稿编纂而成的文集。是书一百卷,补遗十二卷,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  由盛氏后人选辑盛宣怀档案资料而成,起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终于1911年(宣统三年)。卷首有盛宣怀遗像、神道碑、墓志铭等。一至二十卷为奏稿,二十一至二十三卷为电奏稿,二十四至一百卷为电稿,卷末附碑文五篇及吕景端跋二篇,选编者后记一篇及《愚斋东游日记》。 为客观地研究盛宣怀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原始资料,同时对于研究清末洋务运动也是必不可缺的史料。

       盛宣怀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氏一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范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