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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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司马光历时十九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巨著,这部史书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便停笔了,而编写北宋编年史则最终由南宋人李焘完成。


       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启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止於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学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史料价值极高,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徵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


       李焘编写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後历时四十年。 这是一部杰出的记北宋九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


       他在撰写这部书时,始志不渝地坚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原则,就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由于李焘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史料。
       李焘对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十分推崇,不仅史学的观点接近,而且政治上的观点也十分接受。他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衔接。在时间上,《资治通鉴》止于五代末年,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始于北宋初年,正好前后相接。而《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个书名更是表达了李焘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的推崇和尊重。
       淳熙十一年(1184年),李焘逝世,享年七十岁,追赠光禄大夫,赐谥“文简”。临终前遗言:“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累赠太师、温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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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古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种境界形象概括了学者入门前茫然无序,不知所措,求学无门的迷惑、彷徨和痛苦。

第二种境界是说他们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叩打学门时上下求索,以勤为径泛舟于学海,成为学有所成之士。

第三种境界是指读书的收获。在读书的道路上终于功夫到家,学问灵犀相通,达到炉火纯青畅游学海,闲庭信步,怡然自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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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先于G20峰会前期召开的B20峰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用到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

     “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出自《国语·晋语四》:轻关,轻其税也;易道,除盗贼也;通商,利商旅促贸易;宽农,宽其政不夺其时。

       习主席在演讲时指出,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那么这句话放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之下又有何新意呢?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增速放缓,但是增速下降更快的是全球贸易,一些国家开始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然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贸易更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利益。“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在当今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就显得更加有意义。

轻关,就是构建更公平更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开展的关税体系。

易道,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除匪盗,“索马里”海盗这样的小角色影响不了全球贸易的大趋势,易道更应该意为消除贸易壁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通商,就是巩固多边贸易体制,构建更加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

宽农,绝不会再是简单局限于农业,在这里应该是呼吁准确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选择更正确的政策来应对,共同营造更大市场和空间,重振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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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汉超在关南任职巡检使抵御契丹期间,有人告他强娶民女为妾和借钱不还,宋太祖召见上告之人并宴请他,席间问道:“你女儿可嫁什么人?”那人回答说:“嫁给农民家。”宋太祖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时,契丹怎么样?”那人回答说:“我们每年都苦于契丹的劫掠。”宋太祖又问:“你们现在又怎么样呢?”那人回答说:“没有契丹的劫掠了。”宋太祖说:“李汉超是我的重臣,你女儿做他的妾不强于当农妇吗?若使李汉超不守关南,谁能保全你家财和子女?汉超从你那里所取的和契丹相比那个更多?”。上告人心悦诚服地告辞离开。
        宋太祖又使人告诉李汉超说:“你缺钱为何不告诉我,而向百姓索取?你赶紧归还民女和所借之钱,他们自会感你恩德”,同时赏赐汉超数百两银子。汉超此刻已感动得流下眼泪,发誓要以死相报宋太祖。

       李汉超善抚士卒,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去世时军中士卒都为他流泪。他在关南任职十七年间,政治稳定、断案合理,深受官吏和百姓们的爱戴,纷纷到朝廷请求为李汉超立碑颂德。宋太祖召率更令徐铉撰写碑文记之。

原文出自欧阳修《归田录》: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二字一作对)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赀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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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田录》是宋代欧阳修所撰一部笔记。 欧阳修晚年辞官闲居颍州时作,故书名归田。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言,大多是亲身经历、见闻,史料翔实可靠。


       欧阳修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王明清在《挥尘三录》则评述此书写道:“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因其间所记有未欲广布于市者,因尽删去之处。又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可见该书让神宗皇帝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欧阳修引领当时文坛之风,文笔鲜活风趣,所记故事精妙。开篇就是那个“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读者无不开心称快:

宋太祖赵匡胤初次去相国寺视察,在佛像前烧香时,突然犹豫不决,问左右众多陪同领导视察的大小官员、僧人:“寡人应该下跪去拜呢?还是不拜?”

       御前奏对,讲究的是揣摩圣意。揣摩圣意,靠的是平时积累。宋太祖开国之君,黄袍加身坐稳皇帝不易,自然不愿意给他人下跪。
此刻一个叫赞宁的僧录(中央最高僧官)抢答了:“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这个叫赞宁的马匹精真可以上“千年马屁榜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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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曾经有一次在后园里打鸟雀,有人说有急事求见太祖。太祖急忙召见他,他所奏报的是寻常的事罢了。太祖大怒,责问那位大臣(说有急事的)原因,(大 臣)回答:“我以为(这些事)要比打鸟雀重要。”皇上更加恼怒,用柱子上的斧子柄打他的嘴,竟然打掉两颗牙齿(皇帝下手也真够没轻没重的)。这位老兄不紧不慢地从地上拾起牙齿揣在怀里(也够淡定哥的)。太祖骂道:“你把牙齿放在怀里是想(以此为证据)告我不成?”这位淡定哥大臣回答道:“我不能控告陛下,(不 过)自然有史官如实记下此事。”太祖听了既恐惧又从心里佩服,赐给他金银绵帛慰劳他。

原文见於宋代司马光所着《涑水纪闻》: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某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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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也称托克托)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但超过了《宋史》、《辽史》,还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
            修《金史》“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还有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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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太祖赵匡胤,被任命为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段故事并未载于正史,查阅史书,有下面记述可以评估一下赵普是不是活学活用了《论语》,有没有当宰相的本事。

杯酒释兵权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

力荐能臣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

 

力谏太祖勿授兵权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赵韩王(普)屡谏,以谓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迎谓之曰:“岂非以符彦卿事邪?”对曰:“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邪?”韩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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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史学名著,著者为南宋徐梦莘,全书二百五十卷,采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

       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作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征引的文献达二百多种,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他对史料的引用虽有删节,但对史料则没有改动。这就使得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能够得到许多保存了本来面目的材料,可以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江西清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生于靖康元年(1126 年),这一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次年虏徽宗、钦宗北去,北宋灭亡。再过两年,金军一度南下江西,徐梦莘的母亲背负他南逃,才幸免于难。国恨家仇,对徐梦莘是极大的刺激,也是促使他编纂《会编》的原因。

       《会编》始修于何时,不得而知;成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 年),当时徐梦莘已经六十九岁,可见他编修此书,曾经过长时间的搜集材料过程,实在倾毕生精力撰著此书。《会编》修成以后,他又把后来搜集到的补充材料编为《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没有留传下来。

      《会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不但是因为它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今天已经失传了,还因为它保存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