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斋存稿》是据盛宣怀手稿编纂而成的文集。是书一百卷，补遗十二卷，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  由盛氏后人选辑盛宣怀档案资料而成，起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终于1911年(宣统三年)。卷首有盛宣怀遗像、神道碑、墓志铭等。一至二十卷为奏稿，二十一至二十三卷为电奏稿，二十四至一百卷为电稿，卷末附碑文五篇及吕景端跋二篇，选编者后记一篇及《愚斋东游日记》。 为客观地研究盛宣怀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原始资料，同时对于研究清末洋务运动也是必不可缺的史料。

       盛宣怀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氏一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范后世。

       《会要》与《会典》都是专门记载某一历史朝代的朝政典章制度和法令规程的政书。《会要》是史书中断代政书的总称，就是把一代的典章制度集中在一起，扼要叙述。是分门记述各项制度沿革的史 料汇编。“会要”不仅记载一代典制的损益， 而且也详列相关的事迹。“会要”始创于唐苏冕所撰《会要》， 该书四十卷，记唐高祖至德宗九朝史实。宣宗时，又令杨绍复等续修，遂成《续会要》 四十卷，后即中綴。宋初，王溥集苏、杨二 书，补其缺漏，编为《唐会要》一百卷。其性质与上述的“典”、“志”、“考”类似，特点是断代。

       《会典》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专史。 分类叙述各级政治机构、设官职掌、典章格律等。编写体例与“会要”相近，但是以六部(当时中央行政机构中礼、吏、户、兵、刑、工各部的总称)分述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源于唐代开元年间官修的《唐六典》， 宋元以后，内容更加丰富，如《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等，可称为会要的别体。

       就某一朝代而言，“会要”所收集的史料比“会典”、“通典”、“通志”更为丰富、详细。明清官修的会典，不以门类汇辑材料，而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纲，注重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十通》与会要、会典可相互参照、考稽。

       《通典》，既然冠以“通”字，肯定不是只讲一朝典章制度的，而是有关历朝历代的。史上只有一部《通典》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共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列“三通”之一。

      《通志》与《通典》一样也是跨朝代的，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 。《通志》史上也只有一部，是宋人郑樵所作。《通志》体例分：本纪，年谱，二十略，世家，列传，载记， 然而史学界依旧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列为三通之一。

       古代中国人写数字都用“一二三四...”。但时间一长，古人发现里面都存在一个要命的问题，那就是：笔划过于简单，极易被篡改。如果用这样的文字来记录财务数据，漏洞非常多。于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就出现了。这样笔划繁复的数字书写方式，基本上杜绝了财务数据被篡改的可能性。

今天，如果你去网上搜搜就会发现，许多文章认为这个数字写法的发明人是朱元璋。果真如此吗？

       我们在南宋人程大昌所著《演繁露·卷三》找到以下记述：不知单书一画为一，单书二画、三画为二为三起自何时。今官府文书凡其记数皆取声同而点画多者改用之。于是壹贰叁肆之类本非数直，是取同声之字，借以为用。贵画多不可改换为奸而，本无义理与之相更也。

由此可见，早在宋代“壹贰叁肆...”早已流行了，并非朱元璋所发明。

       对《四库全书》之编纂对宋代文献的收集整理的重要性，早有学者予以关注。近代学者金毓黻1933年2月6日《静晤室日记》（卷七十）中写道：
     “四库之精英，悉萃于集部，而尤以宋元人别集为贵，是何也？宋、元二代之专集不下千余种，篇帙过繁，若汇为一偏，势有不能，再如南城李氏之刊宋人集，规模诚宏大矣，然亦不能遍刊，限于一人之资力，亦有后难为继之势。今拟选印四库，即等于汇刊宋元人集，其数不下二百种，再加以明人集百余种，则可当其中之半数矣，然明人集收入四库者，不及其半，且以忌讳之故，多有节删。今最而计之，经、史、子三部之应刊，仅当十分三、四，其余皆在集部，而集部之精萃，尤在宋、元人集。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O年，北京图书馆鉴于“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所收各书概无篇目，翻检诸多不便”，开始编制别集类诸书篇目，“先从宋代别集世鲜传本者入手”。这套别集篇目现存四十余种，至今纸墨如新。

       关于宋代文献的整理，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如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钓沉》、李致忠《宋版叙录》，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等，都是涉及到《四库全书》中的宋代文献，但多以四库总目中宋代文献的提要为据，因条件所限，对阁书的利用和研究较少，因此，《四库全书》中的宋代文献的全面研究应当成为今后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津阁《四库全书》，由于是成书最晚的一部，又经纪晓岚三校，早就有人发现，《四库全书》不同阁本的同一种书，其卷数、篇数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较大;即使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存在差异。其中《永乐大典》辑本也与文渊阁本不尽相同，因而有的读者并不以读了某书的某一阁本为满足，还想查对其它阁本。这样就使人想做四库书目录异的工作，即编制尚存的四部阁书中卷数不同的诸书目录。在过去的条件下，很难完成这项工作。1997年出版的杨讷、李晓明合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补遗》收录诗文四千余篇，全部辑自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书，为文渊阁本所未见。他们通过对比发现，在集部1273种书中，文渊、文津两阁本存在篇、卷差异的竟有788种之多，占到百分之六十二。就篇数讲，渊本有而津本无与津本有而渊本无的，其量几乎相当。这一核对结果不仅证明了文津阁本的实用价值犹存，而且使得在总体上比较不同阁本的高低失去了意义。

       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了《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一文 (1989《文献》第一期)。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傅璇琮先生发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中华读书报），他说：“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

       北京大学孙钦善先生根据杨讷、李晓明的对勘，以宋集为例，作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他在《从学术上看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一文写道：“回想我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得益于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是文津阁本因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编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不仅如此，《全宋诗》编纂近于尾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才出版，其中的成果未来得及吸收，这也使我们的辑佚工作的某些疏漏未得到弥补，例如宋祁《景文集》，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文二百余篇，其中诗28首。《全宋诗》以文渊阁本为底本，在文津阁本多出的28首中，仅据他书仅补了11首，所余17首全部遗漏。又如宋庠《元宪集》，亦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25首，《全宋诗》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元宪集》(据四库本刻)为底本，参校影印文渊阁本，结果因未赶上参考《补遗》，漏掉了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25首中的15首(其余10首幸底本有而未漏)。例子尚多，不一一列举。”

       因此，我们既要很好的认识《四库全书》中宋代文献的独特价值，还应重视各阁本之间的差异。从《宋景文集》来看，异阁则几乎异书了。我们相信，随着文津阁本的刊出，将为将来《全宋诗》、《全宋文》的修订刊编纂带来莫大的收获。

《四库全书》编纂收录图书3474种，79000余卷，存目之书5793种，93551卷，两项共收书10254种，172860卷。从品种、文字数而言，宋代文献的整理和清代官修文献两者居其大半。有关清代文料部分，我们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一道，择其要者，已编纂成《清史资料汇刊》，共计收书二百四十五种，一万余卷，相对《四库全书》中的清代文献史料规模和价值，其中所收宋代文献更为值得重视。

       宋代文献的范围应包括宋人撰述，编辑的各种典籍，也包括宋代后文人学者编纂的宋代史料和对宋代文献的研究，即研究宋代有关的史料专著，但不包括宋代和宋以后文人学者著作中部分涉及宋代史料，学术部分的文献。因此，准确地讲，宋代文献只包括宋人编纂的所有专著和宋以后有关宋代史料的专著。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474种，就品种而言，宋代文献超过了一千五百种，占了整个收书量品种45% 左右。据沈治宏统计，现存宋人著作为四千八百五十五种，如果扣除《四库全书》基本上摒弃的佛、道、小说、丛书四大类，沈著中共计此四类为一千二百七十三种，则实为种数约为3600种左右，则《四库全书》中所收占现存书所收在45%左右，四库中《说郛》为一种，沈著分散统计，实际比例会更高一些。更以集部为例，沈著统计现存宋人别集743种，而《四库全书》中所收有399种，超过了35%。

       今从《四库全书》所辑《崇文总目》和《直斋书录解题》分别著录文献为3427部、27461卷与3096部、51180卷可知，《四库全书》所收宋代文献的品种到规模都已十分宝贵。

       上述胪列表明：其一，宋代文献从品种到规模构成了《四库全书》中超过五分之二的份量，仅次于清代文献的总量，但品种多多，而清代文献卷帙总量也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类书上，这些对今天已无多大使用使用价值，徒增篇幅而已。其二，宋代文献的汇集，在《四库全书》编纂前乃至编纂后，均没有如此集中化和规模化的汇集。全宋诗和全宋文编纂从总字数而言，也未超越之。

       由此可见，《四库全书》编纂对宋代文献的收集整理是相当重视，《四库全书》编纂作为封建王朝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文献整理工程，对宋代文献的汇录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劳动，除了宋代文献本与存世丰富外，也与乾隆对宋学的重视分不开。

《永乐大典》中的宋代部分

     《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更表现在众多的据《永乐大典》辑本书上。《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永乐大典》尚完整无缺，四库馆臣从中辑了大量古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亡佚书。据统计，《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的数量为：经部71种，其中未佚者6种，据《永乐大典》校补者8种；史部42种，其中未夫者3种，据校补者7种；子部102种，其中未佚者30种，据校补者10种；集部175种，其中未佚者10种，据校补者4种。《四库全书》存目中的大典本数量为：经部9种，其中未佚者2种：史部38种，其中未佚者2种；子部71种，其中未佚者6种；集部10种，其中未佚者1种。

      《四库全书》中的大典本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因为后来《永乐大典》罹难重残，辑录、核查的本源既已严重损失，这些辑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往往成为后世传钞、传刻的祖本。

      《四库全书》中辑复《永乐大典》宋代部分含存目部分达三百二十四种，除元、明部分有几种外，几乎所辑皆为宋代文献，仅从《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宋代文献，即可超越任何一部丛书。以史部为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就对《永乐大典》辑本中的两部巨著《建炎以事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甚高，

        以集部为例，《四库全书》共计收录宋人别集三百九十九种，而其中《永乐大典》辑佚本就达一百十二六种，而整个《四库全书》实收《永乐大典》辑佚本为三百九十二种，扣除存目一百十八种，实收书为二百六十四种，则宋人别集实为《永乐大典》辑佚本总量近一半，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今天传世的宋版书约一千种左右，而《永乐大典》辑本的价值不低于宋版书，但宋版书不一定皆是宋代文献，更不是宋代要籍，因此，从内容价值看，《永乐大典》辑本完全可以与宋版相媲美。

      《永乐大典》辑本系统经过了从辑复、编定、增辑，而且各阁又有所不同，今各馆尚存有一些原辑本，虽不若写定本、校勘本之完整，也未改窜， 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固多辑自《永乐大典》，但亦多有参稽其他文献，由于《永乐大典》大多无存，故四库中之《永乐大典》辑本价值不可移易，又所得辑本又多为宋人文献。推而言之，《四库全书》中之宋代文献，亦多为珍稀不二之本。

宋代文献提要

        将总目提要及存目提要之宋代部分独立辑录，足以构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宋代文献例题，其价值将远在《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明题》之上，自然更远胜于《崇文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种类分量最大的是明代文献。字数超过一百万字，近全收三分之一（全书共三百六十万字），而宋代文献部分仅居其次，为近九十万字，仅居25%左右。这与《四库全书》收录宋代文献的品种比例略少一此。在存目提要中，宋代文献比例远不及明清两代为多。《四库全书》总目所录书越到后代，存目品种越来越多，宋代是一个分水岭，宋代所收文献远比存目堤要所载要多得多，而明、清两代则存目多而收书少，这也充分说明，《四库全书》对明代文献的删取是十分严格的，这当然也与明代文化自身的内涵和发达程度远不及宋代有关。

       由于《四库全书》收录宋代文献已经极为丰富，因此，存目中宋代文献的总量相对较少，远不及明、清两代著作收录少而存目多。《四库全书》对宋代文献的收录整理几乎达到了竭泽而鱼的地步，除了一些本身没有史料和传世的价值文献加以删弃存目外，绝大部分均加以收录了。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对宋代文献史料的疏理和收罗，不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罕有重大遗漏，可以说构成了一个十分成型的宋代文献史料库。

       在我国各个地方的地名经常有以“X阴”或“X阳”作为地名的，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吗？    宋代洪迈所著《容斋随笔》解释得非常清楚：“山南为阳，水北为阳，谷梁传之语也。若山北、水南则为阴”。

       我们的祖先将朝向太阳的地方叫阳面，背向太阳的地方就叫阴面。自然在命名地名时，阳面的地方，常叫做阳；阴面的地方也就自然叫阴。
       山是高于地平面的，所以山的南面称阳面，山的北面称阴面背阴。作为地名，在山的南或北就是山的阳或阴。例如，衡阳一定在衡山之南，华阴一定在华山之北。
       水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为水是低于地面的，有时还流经山谷之间，所以，水的北面才是阳面，水的南面则是阴面。作为地名，在水的南或北则是水的阴或阳。比如洛阳就在洛水之北，江阴则地处长江以南。

宋代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孝宗幸天竺，至灵隐，有辉僧相随。
见飞来峰，问辉曰：‘即是飞来如何不飞去？’
对曰：‘一动不如一静。
又见观音像手持佛珠。问曰：‘ 何用？’

曰：‘要念观音菩萨。’
问：‘自念何甚？’
曰：‘求人不如求己。’”

      古文无标点，通篇文字，此为常识。所以，为了让今人阅读无障碍，整理古籍，首先是施以标点。常听说前辈学者训练学子，课以标点白文十三经。我在日本指导研究生读原典史料，最初也想运用这种方式，复印了《四部丛刊》本，让学生直接译成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结果一做下来，就发觉没有标点的原典，学生做起来极为困难，有时会因错误断句而错译。因此，我不得不在课堂上加上一道程序，由我加上标点，然后再让学生翻译。

       为什么古文没有标点？学生不解，向我发问。
       我告诉学生，其实古代人读书也需要标点，叫做句读（音：斗）。不过，这种句读一般不体现在印刷上，而是由读者标上。
      

       事实上，对于没有标点的文章，古人读起来同样有阅读障碍。最近整理《钱塘遗事》，在卷2《庆元侍讲》条就看到一条史料：

    宋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

       经赵汝愚推荐，朱熹成为宋光宗的老师。朱夫子积极性很高，编了不少讲义进呈给光宗。光宗看了很高兴，就让朱熹把讲义加上标点再送来，以便阅读。

       光宗自幼在宫中接受严格的正规教育，阅读当代人写作的文字，应当不成问题。但他依然觉得没有标点阅读不便，所以才“令点句以来”。
       这件事尚保留有比较早期的记载，《两朝纲目备要》卷3光宗绍熙五年十月辛丑“是日命朱熹讲大学”之下载：

    上忽宣谕曰：“向日令卿写讲议册子，何久不进入？”奏曰：“未奉进止，未敢遽上。”上曰：“速进来。”初，熹既写成册子，欲点句读而未敢启。上忽曰：“可一就点成句来。”奏曰：“容遵禀进入。”

        这段原始史料很有意思，可圈可点。第一，反映了宁宗阅读文章，需要有标点；第二，反映了朱夫子并不迂腐，他遵照宁宗的指示，把讲义写好后，本想施以标点，但担心损伤宁宗的自尊心，让臣下觉得宁宗读不懂无标点的文章。由于有这样的顾虑，朱熹迟迟未将讲义进呈，直到宁宗催问，并明确讲，要他“点成句来”，朱熹才放心地将讲义加上句读进呈。

       宁宗依赖标点阅读不是特例。稍稍查阅了一下，我看到了宋高宗的例子。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条载：

       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安国因荐司勋员外郎朱震。

       胡安国虽然拒绝了高宗的命令，但也反映了高宗希望阅读有标点的《左传》，所以才让胡安国点句。比南宋高宗还有更早的例子。

        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引述司马光《日记》云：“黄昏进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鼓起读，点句攒点进入。”

      看来皇帝读以四六文骈句为主的制诏，也要事先给加上标点。

宋代以后的皇帝在阅读文件时，也需要标点。明人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22载：

   凡表笺，洪武间令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

       朱元璋或许是个特例，他文化程度不高，并且对文人有几分本能的敌视，此外还有蒙古人白话诏敕的影响，他不喜欢文绉绉华而无实的四六文，要求官僚把表笺写成散文。在传世的明初诏敕中，就有不少是白话文体。即使是散文，朱元璋也难以完全顺畅地阅读，因此，他要求用红笔标点之后再行呈上。

      点句，不仅是皇帝为了扫除阅读障碍而行使的特权。古代普通的士人在读书时也要标点。
      点读古文，对于研习文史古典的学者来说，应当是基本功。圈圈点点，看似容易却艰辛。专业为这一领域的学子，皆应接受点读古书的训练。不能做过去的皇帝，指望别人的点读。缺乏这样的基本功，其他的各种训练都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功夫。

       标点古书，往往使名人出丑。记得鲁迅这样说过。点读古书，实际上就是文言阅读的训练。这样的功夫欠缺，即使是阅读或使用带有新式标点的整理本，也可能出问题。新整理本的标点如果有误，也不会有辨别能力，而被误导。

        新整理的古籍标点本，为读者阅读与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新标点本也不尽完美，标点错误往往而在，但毕竟有胜于无。

       当下文人都说愿活在大宋，作宋朝人。因为宋官家赵皇帝对待文人士大夫宽容无比，不像后来的朱皇帝稍有不中意就会被拉出去打屁屁，更不会杀文官泄私愤。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誓约传世子孙：“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果真如此吗？

       目前正史并未见此“誓约”明确详细记载的，首见于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徽宗）又言艺祖（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同样元人编写的《宋史》卷十六上有同样记载，应该是照抄李心传的。

      倒是后来清人潘永因所著《宋稗类钞》记载颇详：称帝后第3年，命人密刻一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间“夹室”之内，称“誓碑”。此后四时祭祀及新皇即位，须恭读誓词。宋历任皇帝皆承故例，按时恭读，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宫人四散，宫门洞开，有人这才看到誓碑内容，碑上书：

1.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

2.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3.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太祖宽厚性格体现在政治上，有两宋320年鲜见对文人及批评朝政者开刀问斩的。

       是书为宋朝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古称铁城。绦尝游息于此。
蔡绦，字约之，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蔡京次子。徽宗时，蔡京为太师。蔡京后被钦宗放逐岭而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崇教寺。蔡京其子孙二十三人也一同流放，而蔡绦也流放到白州（广西博白），以后死于此地。《铁围山丛谈》一文称徽宗为“太上”，称高宗为“今上”，并述及高宗南渡后约二十年的若干史实，足见此书系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

       在众多的宋代史料笔记中，《铁围山丛谈》是很重要的一种，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它记载了从宋太祖建隆年间至宋高宗绍兴年间约二百年的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

锦衣卫是明朝上二十二卫之一，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首要职责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具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之责，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或武将担任（不能是太监），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不过锦衣卫指挥使大多没有好下场，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遍。

据《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记载皇帝郊祀大祭时，锦衣卫官员着大红蟒飞鱼服，配绣春刀：

《出警入跸图》中的红衣者为锦衣卫校尉，着甲扛刀者为锦衣卫大汉将军：

绣春刀指的则是在明朝时期锦衣卫的人们所使用的佩刀，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因为锦衣卫想要显示自己和朝廷的亲近之意。从外表的形状上来说，绣春刀是从唐刀而演变过来的，将之前的唐刀和梅花刀等特点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要比雁翎刀轻便许多，绣春刀除了刀脊是笔直的之外，刀刃还带有一些细微的弧度，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用来刺也可以用来砍，威力都是比较大的。而雁翎刀则不同，它弯曲的弧度和绣春刀有着很大的差别。

最后再说说电影《绣春刀II》里的沈炼。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在《明史》中是入“列传”的。

      沈炼（1507年—1557年），字纯甫，号青霞，会稽（今绍兴）人。幼聪敏能攻古文，汪文盛以提学副使校浙士，得其文惊绝，谓为异人，拔居第一，始补府学生。
       嘉靖十七年（1538年）考中进士，历任溧阳、茌平、清丰县令，为官清廉，颇著政绩，为百姓所称道。但因其不阿谀奉迎，而秉性耿直，每每龇龉权贵，被贬职为锦衣卫经历。沈炼任官期间，屡次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上疏历数严党专擅国事，排斥异己，遍引私人居要地，吞没军饷，战备废弛，致东南倭患猖獗，北方俺答寇掠京畿等十几条罪状，要求严正典刑，借以纠正“人心纪纲，败坏难言”。沈炼以低微的职位与严嵩父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的慷慨正义却触怒了嘉靖皇帝，不但当场受到呵斥，还被廷杖数十，贬至保安州为民。
       沈炼携妻挈子去保安（今河北怀来）五年多，虽沦落草野，而发愤抗疏之心犹耿耿不能忘焉。保安系边境地区，当时保安州所属的宣大（宣府镇、大同镇）总督为严嵩干儿子杨顺。他谎报战绩，放纵士兵杀良献首冒功请赏，沈炼获悉在杨顺的庆功宴上献诗一首：“杀良献首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狂，冤魂多少觅头颅”。杨顺忌恨不已。在保安，沈炼还以李林甫、秦桧、严嵩的像作靶，让人日日练射，这使严氏更加刻骨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诬陷他参与白莲教谋反为名杀害了沈炼。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党被劾，严嵩削职，严世蕃处死。到了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为沈炼平反昭雪，追赠光禄寺少卿，追谥忠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