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隋唐之时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北堂书钞》被誉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原有诗文集30卷，但已散失不全，是现存最早的汉族类书名作。该类书之作，始于三国魏文帝敕刘劭、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魏、晋之后，历代王朝取其分门排比，便于检阅的优点，屡屡组织人力、物力、搜检政府藏书，辑成鸿篇巨制，但时及今日，多已佚失无存了。

所谓北堂，指隋秘书省的后堂。唐刘禹锡《嘉言录》叙其事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其编辑此书，盖大抵是供文人撰文时采录参考资料所用。隋炀帝拒谏饰非，虞世南官卑职小，无所用事，故藉摘抄图书以自娱，而竟成此不朽之世制。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意志坚定努力学习。在陈朝时，曾任建安王法曹参军、西阳王友。入隋后，官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十八学士”之一。太宗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虞秘监”。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太宗敬重。贞观十二年（638年）卒，年八十一，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  ，配葬昭陵。贞观十七年（643年），绘像凌烟阁。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

       《北堂书钞》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19部，852卷，立类略显芜杂，引文亦有断章取义、首尾不连贯处，征引材料或有不注明出处的。但由于在现存类书中，此书成书很早，辑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本子已不传，故其文献价值颇高，尤其在辑佚、校刊古籍等功用上，更不容忽视。

古人写西湖之佳作名篇无数，若论写初春西湖的古诗则非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莫属。上网搜一下：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如此绝妙佳句，让人无话可说，每一句都是一幅画。唯独我对其中第一句里的“贾亭”不解。

百度上解释说：
⑴钱唐湖：杭州西湖的别称。因古时杭州名为钱唐，故名。后来写成“钱塘湖”。
⑵孤山寺：在西湖白堤孤山上。
  贾亭：唐代杭州刺史贾全所建的贾公亭，今已不存。

再查阅搜到江南图书馆所藏日本活字本的《白氏长庆集》，发现“贾亭”是“古亭”。
而多数特别是清代所传世的记载都是“贾亭”。

照理说日本人最死心眼，照抄来的文字绝无删改的胆量。问题出在何处呐？
以我浅薄知识以为，可能是“贾”的发音上，“贾”除了jiǎ的发音外，还有就是“商贾”的gǔ（同古）发音。也许是历代传诵中因音而讹误所致？
那么“贾公亭”之说是否还成立？这里就算是存疑吧。不过朗诵时念作“古亭”似乎更顺口些。

【一】
400年前，大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公公正在乱搞的时候。
有一位老人，默默脱下了官袍，整齐叠好。这是绣着精致白鹇鸟的青袍，代表着他是五品官员。
外面有人喊：胡书记，你怎么还不出来？我们等着接你去德州上任呢。
“上任？”老先生淡淡一笑，自言自语：再见了，官场！对于你，我早已厌倦。

我要回到家乡，用剩余的岁月，去完成一件更重要的事：
“编一部最全的唐诗，不要再有遗漏，不要再有散佚，让后世子孙都能读到它！”
让我们记住这个老先生的名字——胡震亨。
现在人可能很难理解，不就是编本唐诗么，很难吗？
事实是，在那个年代，真的好难。那时可没有这么多出版社、印刷厂、图书馆，没有谷歌百度当当京东亚马逊。你要找一首诗，说不定就要跋涉千山万水去抄，还不一定能抄到。
那么，如果老胡偷懒，不编这本唐诗，会怎么样？
答案是：后果很严重。

【二】
那时候，唐诗正在以今天物种灭绝般的速度在失传。据胡震亨估算，到他所处的年代，唐诗已经至少失传了一半!

你也许以为：诗怎么会失传呢？只要诗人够棒，写得够好，不就会口口相传留下来嘛。
呵呵，你以为是你们家菜谱呢？
先问一个好像不太科学的问题：在所有唐诗里，最猛的是哪一首？
可能有不少人会回答：《春江花月夜》，所谓“孤篇压全唐”嘛；那么作者是谁？不少读者也能答上：张若虚。
这位张先生写出了这么猛的作品，一定是个大名人了？没错，他当时就被人尊称为“吴中四士”，江湖地位就算不如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也差不多够“五散人”了。
然而，这么猛的一位先生，到今天留下来了多少诗呢？一百首？八十首？答案很令人震惊——只有两首。
此外，唐代的五言绝句里哪一首最猛？有很多人会脱口而出：《登鹳雀楼》，就是每个人小时候都背过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它的作者，一般认为是王之涣。
这个王猛人有多少诗留了下来？答案触目惊心——只有六首。
一千多年里，也不知道有多少“白日依山尽”、“海上明月共潮生”被淹灭失传？

【三】
王之涣、张若虚先生的遭遇，不是偶然的。
李白有多少诗留下了下来？最惨的说法是：大概十分之一。这个伟大的天才写了一辈子诗，估计有五千到一万首，十之八九我们永远见不到了。
李白去世前整理了毕生稿件，郑重托付给了族叔李阳冰，请他为自己编集子，以便流传后世。李阳冰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用心整理出了《草堂集》10卷，然后……失传了。
那些湮灭掉的诗文，都是因为水平烂吗？不是的。比如唐人记载说，李白的《大鹏赋》和《鸿猷文》特别伟大，让上一代辞赋霸主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汗颜。
今天，《大鹏赋》幸运地流传了下来，但《鸿猷文》呢？对不起，没有了，永远淹没在了历史中。
再说杜甫。这个同样伟大的诗人，四十岁之前的诗几乎全部失传，而他活了多少岁呢？只有58岁。
还有“初唐四杰”里坐第一把交椅的王勃，没错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那个，他的集子艰难地流传了几百年，终于在明代彻底湮灭。
直到明朝都快亡了，人们才从别的图书里找出一些王勃的诗文，让我们感受他的风采——就好比《金庸全集》全部失传了，你只能跑到六神磊磊的专栏里去找几段金庸原文来过瘾，想想都要哭。

伟大的孟浩然算是幸运的，死了没几年，就有人给他编诗集，但许多诗当时就已经散佚；还有伟大的李商隐，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位大牛人，亲自编了四十卷诗文集，可惜全部失传，没一卷留下来。他的诗是多年之后人们陆续一点点搜求到的。
不光是诗歌在消失，前人编的各种诗集、诗选也在消失。何况，过去编诗集的路子往往不对，有的拼命选盛唐诗，中唐、晚唐选得很少；有的只选些清汤挂面的诗，粗豪一点的一首都不选。
在当时，号称最全、最完整的一本唐诗，叫做《唐诗记》。胡震亨找到这套书，只翻开第一卷就怒了：“开篇就把人家唐高祖李渊爷爷的一首诗给记漏了，这也号称是最全的唐诗吗？”
他下定决心：我距离唐朝已经700年了，再不编一本完整的唐诗出来，我们怎么对得住那些伟大的前辈诗人？

【四】

有人不解：老胡，这么难的事情，你一个人干，凭什么能干成？
老胡充满信心：就凭我家的万卷藏书！
所谓“万卷藏书”，一点也没有吹牛皮。他家有一个巨大的藏书楼，叫做“好古楼”，其江湖地位大概接近于少林寺的藏经阁，包罗万象，“收藏图书万余卷”，什么冷门武功都有。
老胡本人的学问也很渊博，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这都不说了，而且涉猎广泛，连兵书都啃，能忽悠得当时的抗金名将“刘大刀”刘铤都和他做朋友。
1625年，老胡挽起袖子，干了起来。
“我不但要收录最全的盛唐诗，也要收录最全的中唐诗、晚唐诗、五代诗！”
“我不但要收录诗歌，还要整理出每一个诗人的小传、评语，让他们名垂后世。”
“我不但要收录些完整的诗，还要收入断篇零句，甚至词曲、歌谣、谚语、酒令，什么都不遗漏。”
我读《射雕英雄传》时，每当读到大高手黄裳写《九阴真经》这一段，就想起胡震亨老先生编全唐诗的故事来。
无数个昼夜过去了，终于有一日，胡震亨放下笔，完成了著作。时间已经是1635年——他整整工作了10年。这部巨著，被取名为《唐音统签》。
这部超级大书有一千零三十三卷，按天干之数分为十签，不但有当时最完整的唐诗，还有极其珍贵的文学评论、传记史料，堪称中国古代私人编书的超级王中王。
更夸张的是，老胡还不过瘾，又用了七年时间，吭哧吭哧写出了研究李白杜甫的《李诗通》《杜诗通》两部大书。
这时，已经七十四岁的老人才露出微笑：我终于完成了一生的梦想。这才叫不辜负我的时代。
这样一个人，《明史》竟没有他的传，也没有一篇生平事迹传世。但那又怎么样呢？历史无视他，却不敢无视他的巨著，《明史·艺文志》里收了好多他的书。

【五】
至此，全唐诗的编篡伟业算是完成了？还没呢。
第二位猛人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做钱谦益。
一听到这个名字，估计立刻有人开骂：呸！大汉奸！千刀万剐他！
没错，你可以叫他大汉奸。他是东林党的领袖、明朝的礼部尚书，却带着老婆投降了清朝，照样做大官。不过，“大汉奸”就一定做大坏事吗？历史要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钱谦益是研究唐诗的大咖。如果当时成立一个唐诗学院，他老人家铁定要当院长、副院长。直到今天，你要是想研究杜甫，都没法不读他的注。
老钱下决心要编一本全唐诗，轰轰烈烈地搞了很多年，估计已编到了数百卷的规模，却天不假年，挂了，没能完成。
他的遗稿遭际很惨。要知道，当时是什么年代？那可是金庸《碧血剑》故事发生的年代，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他的书稿也七零八落，今天丢一卷，明天丢一卷，逐渐亡佚过半，眼看就要丢光了。
幸亏另一个猛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季振宜——我写专栏从不随便提生僻的名字，一旦出现人名，就说明他确实很重要。
这个人，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不要问我为什么，神的世界我也不懂。季振宜发现了老钱的残稿，重新开始全唐诗的编辑工作。
这位季先生和前面的胡震亨、钱谦益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家里的书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反正当时江南几个最大的藏书楼，包括毛述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述古堂”等都归他继承了，江湖人送外号“藏书天下第一”“善本目录之王”。
他的藏品又牛到什么程度呢？别的不细说，仅举两件他老爹的藏品，你随便感受下：
一件叫做《神龙兰亭序》，是王羲之先生的《兰亭序》传世最精美的摹本，没有之一。众所周知，《兰亭序》的原件没有了，神龙兰亭本就是最牛的。
另一件叫做《富春山居图》，没错，就是现在大陆收了一半、台湾收了另一半、林志玲女士露着乳沟玩命抢的那个绝世大宝贝。
为了编好全唐诗，季振宜挑灯夜战，努力工作。又十年过去了（这些猛人写书，动不动就是以十年计算的），他终于又编出了一部宏伟的唐诗集，共七百十七卷，每年仅诗人的小传就要写两百篇。
仿佛上天的安排般，在书稿编成的第二年，季振宜就病倒了，很快撒手人寰。
现在，胡震亨、钱谦益、季振宜，三位猛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两部庞大的书稿，只差最后一项工作——把它们合并起来，修补完善，成为理想中的《全唐诗》。

【六】
第四个猛人于是出场了。
他是大家的老熟人，《鹿鼎记》的主角之一——小玄子，又称康熙皇帝。他酷爱唐诗，对过去那些不称意的唐诗集，他表示受够了：
“唐人搞的唐诗集子，不够好，too simple。”
“宋人搞的唐诗集子，错漏很多，naive。”
发完牢骚，他开始撂出狠话：“朕，爱新觉罗．玄烨，要把我家里所有的全唐诗拿出来，加上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搞出一本《全唐诗》，让子孙万世都可以读到！”这本书，一定要牛，要猛，要全！
究竟选谁去修书印书呢？康熙皇帝选定了一个人——江宁织造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爷爷。
康熙拍拍曹寅的肩膀，无比郑重地给了他两部书稿：

“兄弟，这是季振宜的《唐诗》，这是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朕都已经集齐了。你拿着它们，去召唤神龙吧！”
公元1705年，在胡震亨编全唐诗整整80年后，曹寅督率十位翰林官，在扬州开局修书，编纂《全唐诗》。
这是集全功于一役的最后一战，可谓势如破竹、水到渠成。仅仅一年后，曹寅等人就完成了工作，把《全唐诗》放在康熙皇帝的面前。
面对这部中国所有大一统王朝中唯一的断代诗歌总集，康熙很激动，很兴奋。他润笔磨墨，亲自给这部书写下了骄傲的序言：
“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厘为九百卷。”“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
他可能想起了李白的话：“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现在，朕可以辉映千秋了。

【七】
今天，每读到一首唐诗，我都觉得很庆幸。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对比一下那些同样伟大的武功秘笈吧，从凌波微步到六脉神剑，从九阴真经到北冥神功，都无一例外湮灭了。降龙十八掌到元末就只剩十五掌，最后统统失传。
它们的拥有者都是强横的武士，却没能保住这些经典。
相比之下，守护着我们的唐诗的，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
在这个特别喜欢摧残文化、丧失记忆的国度，他们呵护着脆弱的纸张和卷册，他们的藏书楼建了烧、烧了建，编的书印了毁、毁了印，仍然让四万多首唐诗穿越兵火燹灾，渡尽重重浩劫，一直传到了今天。
因为他们，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唐朝的伟大诗人们朝辞白帝、夜泊牛渚、暮投石壕、晓汲清湘；看诗人们记录下千里莺啼、万里云罗、百尺危楼、一春梦雨；看他们漫卷诗书、永忆江湖、哭呼昭王、笑问客来。这是何等的享受，又是何等的幸运。

是书为清末民初徐珂编撰。汇辑野史和当时新闻报刊中关于有清一代的朝野遗闻、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的事迹，时间上至顺治下至宣统，间有上溯天命、天聪、崇德者。本书分门别类，按事情的性质、年代先后，以事类从，共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余条，记载较为完备。既有稗于遗闻，也可以资为谈助，对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普通读者而言亦具备相当的阅读价值。

该书以清代掌故遗闻所汇编而成。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而成。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全书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馀条。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比较严肃，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特别是关于社会经济、下层社会、民情风俗的资料，对于研究清代社会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全书事以类分，类以年次，分类详细，纲目明晰，颇便查阅。文字简约，清畅可读。

明末年居京文人刘侗、于奕正合著的。是北京名胜景观的记录，是本书的重点。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各地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甚至河流桥梁，许多今天脍炙人口的历史古迹和山川名胜，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们都能从本书探寻到它们的渊源所自、本来状貌、风格特征和历史变迁。

《帝京景物略》可谓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此书首先应当作历史地理类著作来读。它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资料；其次应当作文化类著作来读，它对当时北京的园林文化、民俗、外国宗教在中国京城的传播等，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再次应当作文学著作来读，它是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在地理游记著作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可把它作为晚明小品文的典范来阅读、欣赏。

本书作为明代北京的地方史料，一直受到重视，明代以后凡是记述北京历史风土景物的书籍，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或参考过本书，就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扬州画舫录》是清乾隆年间李斗所著的笔记集，共十八卷。书中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物。书中不仅有戏曲史料，还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

扬州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繁华的都市，特有的文化背景，造成了扬州园林特别集中的格局。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扬州画舫录）十八卷，记录了当时扬州的社会生活和景物。其中，涉及园林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所记诸园布局，特别详明。先总叙布局，再依次分述园内景物、布局，使读者对清代扬州园林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

中国历代笔记内容广泛，志怪、志人、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无所不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隋唐以来就享有盛誉，到清代康乾时期，随着盐业的兴盛和水运的发达，以及康熙、乾隆分别六次南巡，扬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更加繁盛起来，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商业文化中心。记载这—段时期扬州社会、经济、文化的书籍很多，《扬州画舫录》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作者利用按地分卷的特点，巧妙地将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掌故、风情穿插其间，读来颇有生气。

作者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乾隆年间。他撰写《扬州画舫录》，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历时三十年。书中根据目见耳闻，李斗详细地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物等情况。除了戏曲史料之外，《扬州画舫录》还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

《草木子》四卷，叶子奇撰。子奇，字世杰，号静斋，浙江龙泉人，是元末的著名学士，明初做过巴陵县主簿。本书是“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之一。本书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搏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绩，有很多是他书所没有述及的。

本书写于洪武十一年（1378），正德十一年（1516）由他裔孙叶溥刊行。原稿分为二十二篇，刊行时并为八篇、四卷。内容十分广泛，从天文律历，时政得失到兵荒灾辞书等都有涉及、对动植物的形态，也广为搜罗。对元末农民起义史迹，记载最为详尽，多是其他书中不曾述及的，也透露了一些元朝的腐朽和经济情况，是研究元末明初史实的重要资料。
自序
卷之一上（管窥篇）
卷之一下（观物篇）
卷之二上（原道篇）
卷之二下（钩玄篇）
卷之三上（克谨篇）
卷之三下（杂制篇）
卷之四上（谈薮篇）
卷之四下（杂俎篇）
附录
正德刻本序
万历重刻本序
乾隆重刻本序一
乾隆重刻本序二
同治重刻本序
快书刻节本草木子题词

       为清代陈伦炯撰。伦炯字资斋，同安人。其父陈昂，康熙二十一年随靖海侯施烺平定台湾。施烺又使搜捕馀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按：副都统为满洲额缺，陈昂得此官，实为特典。）

       陈伦炯从小跟随父亲，熟闻海道形势，后及袭父荫。陈伦炯在康熙皇帝身边侍卫，当康熙皇帝突然问到一些外夷情况，他对答如流，地图所标示的完全吻合。康熙帝因此对陈伦炯很是赏识，由此开始仕途，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后又转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督之职。其任所皆沿海之地，后以平生所闻所见，著成此书。书分上下两卷：

上卷记八篇：

• 《天下沿海形势录》
• 《东洋记》
• 《东南洋记》
• 《南洋记》
• 《小西洋记》
• 《大西洋记》
• 《昆屯记》
• 《南澳气记》；

下卷图六幅：

• 《四海总图》
• 《沿海全图》
• 《台湾图》
• 《台湾后山图》
• 《澎湖图》
• 《琼州图》。

《四库全书》此书提要记述：
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蕃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
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其《南澳气记》中称万里长沙者，即《列子》所谓归墟，《庄子》所谓尾闾，《抱朴子》所谓沃焦，《宋史·琉球传》所谓落漈。但诸书皆言注之不盈，伦炯则推以潮长而此溜落，潮落而此溜长，知水自上入，仍自下出。其言确切近理，足以决千古耳食之疑。又史称舟落漈者一去不返，伦炯则谓乘潮长之时求出，则外高内下，反不得出。如潮落乘南风棹船，尚可出。雍正丙午，有闽船落漈者，果如其说得还。此语亦前人所未发。惟所记七洲洋带箭鸟，谓由郑和呼鸟插箭为记，以导海舶。又记暹罗鬼与郑和斗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则蕃俗信鬼，有此附会之谈。伦炯不为辨正，是亦少疏。然是书主於记海道，不主於考故实，彼国既有此说，据而录之，固亦无害宏旨尔。

    此书下卷内附的《四海总图》，是现在能见到的世界上第一幅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图，并首次把南海诸岛分为四个群岛，且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当时称东沙群岛为“气沙头”，西沙群岛为“七洲洋”，南沙群岛为“石塘”，又称“千里石塘”也称“万里长沙”。

  《海国闻见录》尽管作于雍正八年，但当时并没有印刷出版，直到乾隆八年，在时任浙江巡抚的纳兰常安亲自校注和极力推动下才印刷出版并撰写了序言，这也是为什么史料记载《海国闻见录》最早的版本是乾隆九年（1744）的原因。

回顾民国三十六年著名地理学家郑资约编著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在“史之回顾”篇，对南海的观点论述，如今情形果如其当年预见：

       南沙群岛，距我琼崖远在五○○海浬以外，海南渔人来岛捕鱼者少，且亦只一年一次来往；反之，西距安南较近，正西直距西贡仅二八三浬，故法人垂涎已久。前于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向我交涉西沙之时，即同时实行占领南沙群岛中之各较大岛屿，而后于该年八月正式向世界宣布占领。当时法报所称：“在安南与菲律宾群岛间有一群之珊瑚岛，浮沙暗礁，错杂其间，航行者视为畏途，不敢轻近，惟其处亦有草林繁生之地，琼崖之中国人有住于该群岛，以从事渔业者。一八六七年，法国水路调查船莱芙尔满号曾到北区测量制图。一九三○年炮舰玛利休兹号正式占领丹伯特岛，一九三三年四月报告舰亚斯脱洛拉卜号及亚列尔特号复与调查舰达勒逊号访丹伯特岛。揭法国国旗，当时岛中住有华人三名。……四月七日亚斯脱洛拉卜号又占领安布哇岛，其地无住人。……四月十日占领地萨尔（注一）与依秋伯（注二），其地有树叶搭盖之屋，复有奉祀神人之像。……四月十一日占领洛依塔（注三）。……四月十二日占领西杜与多几尔。……各该岛情形，大率相同。地萨尔与多几尔两岛，有由琼州渡来之华人居住。每年有帆船载食品来岛供华人食用，而将龟肉与龟蛋转运以去。”同时电通社东京八月九日电又谓：“东经百十余度的海上除法政府宣告获得先占权之六岛外，尚有二子岛、西青岛、及南子岛等三岛。”是即举世所知法国占我南海九岛之事。

    当时马尼拉电云：“岛中仅有少数海南渔民居住，海南岛渔船亦常有往来。”

       我政府知之，曾向法政府提出严重之抗议，盖既称有琼崖的中国人住于该群岛以从事渔业，又谓当时岛中住有华人三名，又谓其地有树叶搭盖之屋，有奉祀神人之像，又谓有由琼州渡来的华人居住，每年有帆船载食品来岛供华人食用。是九岛者早有华人居住，并非无主之岛，法人已代我证明矣。依照国际公法与惯例，凡新发现之岛屿，其住民系何国民，即证明其主权属于何国，今该群岛中全为华人，其主权应属于我，自无置辩之余地矣。然事久拖不决，至二十八年，日人进据西沙，顺势兼并南沙，驱逐法人，于该年四月九日以官报正式发表占领，改名为“新南群岛”，并东沙西沙皆划归台湾总督管辖，而隶高雄县下。后亦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投降退出。

       抗战中，日人对于两群岛之建设更多，规模亦颇宏大，类皆铁筋洋灰工程，曾利用为榆林军港之前哨，停泊鱼雷潜艇，发挥极大效用。投降退出后，我政府于三十五年底由内政部会同海军部派舰前往接收，海部驻海军于西沙之永兴岛、南沙之太平岛，内部于二岛上重建国碑，重测详图而归（注四），政权则仍划属广东省府。现岛上设有气象所、无线电台，与内地呼应灵便，从此南海各岛重返祖国。追思过去，各岛所以屡启外人觊觎者，其主要原因，即以毫无居民，无论外敌之来，抵御无人，即交涉勃起，亦感争论无据。今既收复，其能否稳固，端赖国防。国防之建设多端，人口国防吾人认为乃刻不容缓之急务也。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是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顾氏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其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该书影响深远，确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

     《日知录》内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日知录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传诵千古，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士庶。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
      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则将全书分作十五类，谓：“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
      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著作，由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讲授，徐光启根据笔记整理，并结合中国的水利机械情况经过实验后，编译成书。《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
第一卷为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
第二卷为玉衡车，用挈井泉之水；
第三卷为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
第四卷为水法附余，讲寻泉作井之法，并附以疗病之水；
第五卷为水法或问，备言水性；
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

总目又对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对水利学作了较高的评价。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