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家藏稿》是清代吴伟业撰别集，共五十八卷，包括诗二十卷、词二卷、文三十五卷、诗话一卷。其中五古，七古近一百六十首。这一百六十首古诗中长篇巨制约占半数，可称得上长篇叙事诗的就有二十余篇，二十多篇长篇叙事诗这个数目在整个吴伟业诗集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但是，在长期以来不发达的中国古典长篇叙事诗的发展史上，却是前无古人，后无继者。且这二十多个作品中的大多数，三百多年来被诗评家们一致公推为名篇佳构。从对这些长篇叙事诗的初步研究的结果看，无论在诗歌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吴伟业大量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开创了有清一代长篇叙事诗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也奠定了吴伟业本人在中国古典叙事诗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前人没有论及的。 同时，他还精工词曲书画，堪称博学多才，著述宏丰。他的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因而有“诗史”之称，代表吴伟业诗歌突出成就的，当推《圆圆曲》，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吴梅村发展了古代七言歌行的体裁，形成了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时人称之为“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坛的诗风。清代很多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梅村体”的影子。

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汉族，江苏太仓人。 明崇祯元年（1628）考中秀才，崇祯三年（1630）中举人，他崇祯四年（1631）23岁参加会试，以第一名获隽；紧接着廷试，又以一甲第二名连捷。当时有人怀疑这里面有舞弊之嫌，主考不得不将其会元原卷呈请御览，结果崇祯皇帝在卷子上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物议平息。 这使吴伟业声名鹊起，并因此对崇祯皇帝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知遇之感。不久，吴伟业假归娶亲，十分荣耀。在仕途上，初授翰林院编修，继典湖广乡试，崇祯十年（1637）充东宫讲读官，十三年（1640）又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左中允、左谕德，转左庶子。其问虽然因为朝内党局纷争而受到一些牵累，但其官阶却一直在步步上升。晚明时，东林、复社与阉党争斗不断，吴伟业在仕途上颇不顺利。他见明王朝风雨飘摇，日薄西山，遂辞左中允、左谕德、左庶子等官，拒绝赴职。弘光朝时，他被召任少詹事，发现控制朝政的马士英、阮大铖实为腐败国贼，仅两月便愤然辞归。

后来清兵南下之后，梅村先生隐居不仕，以复社名宿主持东南文社活动，声望更著。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是由明入清的大臣，当时正置身子新朝的党争之中，试图借吴梅村的声望和文采以结主上，同时希望他也能入阁，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极力荐举吴梅村仕清。然而，正因为吴梅村是一个名声赫赫的先朝遗老，他的出仕客观上将造成瓦解人民抗清斗志、为清廷怀柔政策所利用的消极影响，所以，他的许多好友和一般遗民志士对此都坚决反对，力加劝阻，侯方域就曾致书吴梅村，提出种种异议。然而，吴梅村慑于清廷淫威，碍于老母敦促，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被迫应诏北上，在到京次年被授为秘书院侍讲，后来又升国子监祭酒。吴梅村内心对自己的屈节仕清极为歉疚，痛悔无绪，常借诗词．以写哀。顺治十三年（1656）底，以丁忧南还，从此不复出仕。

康熙帝亲制御诗《题吴伟业集》
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
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
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

对吴梅村诗歌给予恰当中肯的高度评价，肯定了其诗歌地位。

       该书为晚清唐景嵩所著。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 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赴越南招刘永福黑旗军。次年，抵越南保胜，劝刘永福内附。以功赏四品卿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编立四营，号景字军，入越参加抗法斗争。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嵩目睹时艰，以吏部候补主事身份，抱忧国忧民心绪，主动请缨赴越参战。这部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作者赴越经过及中法战事。因原稿大部分失诸战火，今人所能见到的，乃战后作者在残缺日记基础上补充而成。名曰“日记”，实为日记与回忆录的混合体，或称日记体回忆录。因其中有追记的部分，故记述不免舛误，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参战者留存下来的文字，其史料价值仍不容低估，尤其是研究中法战争陆路东、西两线战场方面。

       中法战争后期清军在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战争结束后，唐景嵩率军回国。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调任福建台湾道”。光绪十七年（1891年）升迁布政使。二十年，署理台湾巡抚。在任布政使驻台北期间，时邀名士吟咏于官署。唐景嵩在台南及台北带动地方文风，有功于台湾地区的诗歌传播。

       中法战争后期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法国总理茹费里等内阁集体垮台。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太祖实录》经过三次修纂。前两次所修的书稿都被朱棣销毁，第三次改修后的《太祖实录》遂成为定本，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然而，今本《太宗实录》前附有“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共四年的史事，这是万历时补修的朱允炆建文朝的历史。本来，深知“灭其朝必先去其史”的朱棣，一再篡改《太祖实录》，就是想要消除朱允炆的影响并粉饰自己，为此，他甚至削去建文年号，将建文元年至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然而，纸包不住火，雪掩不住人，历史是无法删除和篡改的，从英宗时开始，便直有许多仗义直言的文臣如王祖嫡、杨守陈、焦竑、李清等为建文鸣不平，要求恢复建文年号并改纂建文朝实录。据柷允明的《野记》所载，英宗时，张太皇太后大渐，召三杨于榻前，问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者？杨士奇提出了三件事，其中之一是“建庶人虽已灭，曾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起一朝《实录》，仍用建文之号”。太皇太后说：“历日已革除之，岂可复用?” 杨士奇答道：“历日行于一时，《实录》万世信史，岂可蒙洪武之年以乱实?” 结果“后颔之”。但祝允明的《野记》可信度不大，不过它反映出一个信息，即明代受直书教育的史臣们对明成祖朱棣去建文之史的做法早就不满。成化至弘治时，詹事杨守陈在史馆曾说：“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 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纪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采辑，尚可补国史之缺。”但这些建议都没有获得批准。

至万历时，为建文复年号和修实录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神宗实录》卷一九六载，万历十六年三月王辰，大学士申时行在一封奏疏中曾说：“（国子监）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年号，改正《景皇帝实录》。”复建文年号与为建文修实录是关联在一起的两个问题。焦竑在《修史四事疏》中也提出复建文之年号：“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无专记。……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 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尽管复建文年号的请求未被采纳，但为建文朝修实录的建议却获得批准。据《明史·艺文志》二载：“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于是，一些史官搜集建文朝史料，撰成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之后。申时行请单独为此实录标立建文年号，但被神宗否决。于是，最终在《太宗实录》卷一至卷十五，便有了“奉天靖难事迹”和洪武三十五年的要录，其实是建文朝的实录。

   由于建文朝的实录修得简略，且标以洪武系年，所以沈德符抱打不平道：“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二耳。”崇祯十五年，都尉巩永固、给事沈胤培俱疏请恢复建文年号，并重新收集史料撰写建文实录，但未被采纳。到南明时，福王弘光政权的给事中李清，再次提请追议建文、景泰二帝庙号，于是福王政权上故懿文太子庙号曰兴宗，建文帝庙号曰惠宗，景泰帝庙号曰代宗。不久，李清“又疏请修《建文实录》”，他的奏疏大略云：“惠历载有四，其《实录》成之甚易，祗缘当时珥笔诸臣摇手革除，于是化国史为家乘，而子虚乌有皆佐笔端，则《史彬致身录》其最也。若非先臣《吴宽集》中载彬墓铭甚详，安知从亡之说赝，而从亡十臣之说皆赝之赝乎云云。”同时，另一位儒臣万元吉也有类似的建议，《明史》本传载：“福王立，元吉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从之。”旋以南京失守，他们的建议都“不果行”，成为泡影。

    英宗朱祁镇在抗击蒙古瓦刺部内侵的土木堡战役中被俘，蒙古人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朝廷大臣遂拥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是为代宗景泰皇帝。景泰七年，已放归北京的“太上皇朱祁镇发动政变，夺回了帝位，改元天顺。从此，代宗被贬为戾王。景泰七年的历史，在英宗之子宪宗修的《英宗实录》中，也被作为“废帝郕戾玉附录”，附在正统朝之后，由于有以上的复杂背景，因此《英宗实录》的修纂过程，就出现了一些波折。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皇帝去世，其子宪宗继位，七个月后，即天顺八年八月戊戌，宪宗皇帝决定为他多灾多难的先父树碑立传，修纂《英宗实录》。这次修纂实录，大量征用了外地官员及起复了休假、丁忧回籍的京官。然而所征招的官员中，不少人似乎有些不大情愿修实录。深层原因大概就是不愿因修是非多的《英宗实录》惹上麻烦。
    在《英宗实录》的修纂过程中，史馆还将景泰皇帝的历史编入一百八十七卷至二百七十三卷，以“废帝郕戾王附录”的名义，附于《英宗实录》的正统朝之后。在编纂过程中，有入主张革去景泰帝号，尹直坚决反对，据《明史》卷六八本传载：“成化初……与修《英宗实录》。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吕邑旋立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所以，尽管修成后的实录称“郕戾王附”，但在正文中，仍然称朱祁钰为“帝”。

    从严格意义上讲，崇祯实录已经不属于《明实录》之列。崇祯死后，明朝灭亡，其身后所修的实录及长编都是清人追纂，不复实录原意。清初，设明史馆修《明史》，为了收集、排比资料，遂据明宫档册纂成《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有关崇祯的《实录》，今存两种：一曰《明□宗□皇帝实录》，一曰《崇祯实录》。前者仅记天启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崇祯即位期间的事，后者则记崇祯改元以后的事，从崇祯元年止月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书合起来正好是崇祯朝完整的实录。但这二部实录却并非一书。

     《明□宗□皇帝实录》书作者及成书年代，黄彰健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清初明史馆修本：“《明□宗□皇帝实录》，系记天启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崇祯帝即位后事。崇祯帝系亡国之君，自无实录。然今存《明史考证攈逸》卷二六及二七，曾引《明实录》记崇祯即位以后事，其所引计九则。《明史考证》系史馆本，则此所附《明□宗□皇帝实录》，亦可能系史馆本也。”笔者认为黄先生之言未尽是。《明□宗口皇帝实录》并非清初明史馆官修之书，很有可能是一些汉族史臣私人所修，从此书对满清的称呼可见，它既不敢称呼为虏、奴，又不愿称为金、满和清，而是称之为建”。
       清给崇祯追谥号“庄烈愍皇帝”，庙号“思宗”，作者干脆将庙号谥号空着，对清的愤懑抗议尽在不言之中。《崇祯实录》同样未署作者和成书年代，但可以是清初明史馆所纂辑。书中径称“清兵”。

所以今人所看到的《明实录》虽无建文帝、景泰帝、崇祯帝三朝实录之名，却也部分保留了三朝实录之事。

      《督师纪略》是明末茅元仪所著。茅元仪生于浙江吴兴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茅坤是著名的文学家，父亲国缙（一作晋）官至工部郎中。在家庭的熏陶下，茅元仪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读兵、农之作。成年后又熟谙军事，胸怀韬略，对长城沿线的“九边”之关隘、险塞，都能口陈手画，了如指掌。

       茅元仪立志报国，目睹明廷阉党弄权，国运衰落，武备废弛状况，于焦急忧愤之时，发奋著书立说，刻苦钻研历代兵法理论，将多年搜集的战具、器械资料，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辑成《武备志》，于天启元年（1621）刻印。自此以后，这位年轻学子声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高阳公）督师辽东，与同僚鹿善继、袁崇焕、孙元化等人一起，在山海关内外考察地形，研究敌情，协助孙承宗作战，抵御后金的进攻，并到江南筹集战舰，加强辽东水师，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在孙承宗指挥下，明军在辽东收复九城四十五堡，茅元仪也因功荐为翰林院待诏。《督师紀略》就是记述随孙承宗督师辽东，加固边防之事。

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于崇祯十二年（1640）悲忿纵酒而亡。

茅元仪一生著述甚多，除了《督师纪略》还有《武备志》、《复辽砭语》、《石民四十集》、《石民未出集》、《暇老斋杂记》、《野航史话》，《石民赏心集》、《谕水集》、《江村集》、《横塘集》等六十多种，数百万言。但因至清朝屡遭禁毁，散佚较多。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题壁诗，入选《唐诗三百首》。此诗抒写清晨游寺后禅院的观感，以凝炼简洁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景物独特、幽深寂静的境界，表达了诗人游览名胜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强烈追求。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兴象深微，意境浑融，简洁明净，感染力强，艺术上相当完整，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
       这首诗流传至清代在传播和传抄中就出现了好几个版本：

版本一. 《御选唐诗》、《唐诗品汇》、《三体唐诗》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版本二. 《御定全唐诗录》、《唐百家诗选》、《唐诗镜》、《河岳英灵集》、《唐贤三昧集》、《唐文粹》、《吴都文粹》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版本三. 《唐音》、《瀛奎律髓》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版本四.  《吴都文粹》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版本五. 《文苑英华》中：
  清晨入古寺，初日曜（朗）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版本六.  《御定全唐诗》中列出：
“竹径”、“一径”、“曲径”三种 和
“通幽”、“遇幽”两种写法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一/曲）径通（遇）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宰相：主宰行政权力的首席官员，百官或部门之首长称“相”，俗称宰相。

○黄帝置六相
○堯有十六相
○殷湯有左右相
○周成王有左右相
○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
○始皇又始置相國

○漢置丞相，嘗置相國或左右丞相尋復舊；成帝改御史大夫爲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爲三公皆宰相也
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亦爲宰相
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宰相；獻帝復置丞相

○魏（三国）改丞相爲司徒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爲樞機之任亦宰相也，又置大丞相及相國

○晉惠帝改丞相爲司徒尋復舊俱爲宰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亦是相也

○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爲丞相或爲相國多非尋常人臣之職
後魏、北齊亦置丞相俱爲宰相，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亦宰相也○
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

○隋有内史納言是眞宰相○

○大唐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中間嘗改爲左右相，他官參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
--以上摘自《十通》：三通典/通典/卷十九

○周以中書令及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

○宋以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及同平章事爲宰相，左右僕射亦爲宰相；
後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親王、樞宻使、留守節度使有兼。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皆謂之使相，不預政事非宰相也。

○遼有北宰相府，左右宰相；南宰相府，左右宰相；
南面官有東京、中京、南京左右宰相；左右平章政事。

○金以尙書令、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爲宰相。

○元以中書令、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爲宰相。

○明初有左右相國。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官，屬中書省以掌庶政，後革中書省置殿閣大學士，列六部之上遂爲相職。
--以上摘自《十通》：三通典/续通典/卷二十三

（清代）内閣、殿閣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掌宣綸綍贊理庶政内外諸司題疏到票擬。... ...
       軍機大臣無定員由滿漢大學士及尙書侍郎奉特旨召入。自雍正十年三月大學士等遵旨議奏辦理軍機處密行事件。... ...(未见任何关于宰相称谓)
--以上摘自《十通》：三通典/清朝通典/卷二十三/職官/

所以历朝历代“宰相”是个统领百官首长之通俗称谓，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清代所谓“宰相”既无人可以享有百官之长之名，也无实际统领之权。

       清乾隆时官方组织编写《四库全书》，所收书是有所选择的，特别是对明代的著作筛选尤为严格，凡有关对满清有所指摘，或有轻谩污蔑之书一律予以收禁，最后一把火付之一炬，但乾隆皇帝对有一本书竟然特别发谕旨，要专门予以收入《四库全书》，此书就是《明宮史》。

《四库全书》的《明宮史》的开头即录乾隆帝谕旨：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内閣奉
上諭：昨於養心殿存貯各書内檢有《明朝宫史》一書，其中分類叙述宫殿樓臺及四時服食宴樂，并内監職掌宫闈瑣屑之事。卷首稱蘆城赤隠吕毖，較次其文義猥鄙本無足觀，葢明季寺人所為。原不堪採登冊府。特是有明一代粃政多端，總因閹寺擅權，交通執政如：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流，俱以司禮監秉筆生殺予奪，任所欲為，遂致阿柄下移，乾綱不振。每閲明代
宦官流毒事蹟殊堪痛恨。即如此，書中所稱司禮監掌印、秉筆等竟有秩尊，視元輔權重，視總憲之語，以朝廷大政付之刑餘。俾若軰得以妄竊國柄，奔走天下，卒之流寇四起，社稷為墟，伊誰之咎乎！著將此書交該總裁等照依原本抄入《四庫全書》，以見前明之敗亡實由於宫監之肆横，則其書不足録，而考鏡得失未始不可藉此，以為千百世殷鑒，並將此旨録冠簡端。
欽此

乾隆四十七年，时值《四库全书》编纂期间。

大意是说：我（乾隆皇帝）昨日在养心殿看到一本《明朝宫史》的书，内容是说明代宫中殿阁楼台和四季衣食住之类以及宫里一

些琐碎的事。文笔也不好， 应该是明代宫人写的，根本不值得收入《四库全书》。但每当我读到书中关于宦官擅权，职掌生杀予夺大权，任意妄为，窃取国家权柄致使国家乾纲不振，社稷荒废，流毒后世，无不切齿痛恨。著将此书交给《四库》总裁官，照原本抄录收入《四库全书》，以此为万世之鉴，把我这些话也录在最前面。

      为宋代庄绰撰，三卷，内容系考证古义，记叙轶事遗闻。作者颇为见多识广，故是书为宋人史料笔记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内容翔实，其资料价值一向为人们所公认。《鸡肋篇》三卷，《四库全书》收于子部小说家类。据自序，是书当成于绍兴三年（1133）。书成之后，或续有所增。书中多记异闻、政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统观其书，可与后来周密《齐东野语》相埒，非《辍耕录》诸书所及也。

      书中所记先世旧闻，当代事实，多可供史家研究，有些可补正史之不足；所记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士、传闻琐事，颇有可资参考价值。书中所记绍兴初兵马钱谷之数，为他书所未载；禁剥桑事也以此书所记述为最详；关于摩尼教的条目，为研究摩尼教者所征引；有刻丝、种茶及农作物种植情况的记载，也为研究经济史者所重视。

摘录几段文字如下：

    “健儿”之语，见于《晋史》段灼、《梁史》陈伯之传，至唐尤多。余少时过荆南白碑驿，见丰碑刻唐官衔，有“招募健儿使”。其碑石莹白，驿因得名。

       食物中有馓子，又名环饼，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绍圣中，昭慈被废居瑶华宫，而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它，犹断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东坡在儋耳，邻居有老妪业此，请诗于公甚勤。戏云：“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太宗尝玩禁中树曰：“此佳木也。”宇文士及从旁美叹，帝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庭玩一嘉树，姜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义方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嘉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

       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粘齿不可食。如熙州斤面，则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惟原州二物皆美，面以纸囊送四方为佳遗。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顾炎武曾把创作《日知录》比作“采铜于山”。他自言，这时代的人写书，就像这时代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这样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两边都没好处。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学界有评价说《日知录》的经世意义，为明朝三百年来未曾有之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梁启超认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书中所指的有些时政风俗，对照当下世风竟然也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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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医治病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强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為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嵗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
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柰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為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為，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

当下医学发展迅速，人类寿命大大提升，然而假如你去医院病房看看，就能发现许多病人不死不活的，全靠输液、鼻饲苟活着。这与顾先生所言“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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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还有一些所谓知名学者经常发表一些误国误民言论者，当警诫！